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第7/18页）

这时候进来一个人，年轻的。

我站起来，和他面对面站了约半分钟。然后我们同时问：“您要办长途吗？”然后都笑了，互相介绍。他说他是詹牧师的儿子。我说我是詹牧师的朋友。

“学外语来了？”詹牧师的儿子问我，态度立刻变得很不友好。

〔注四〕后来詹牧师的儿子向我解释了这件事：一九七四年冬天，早晨，来了一个打电话的小伙子，一进门就冲詹牧师来了一句：“Good morning！”詹牧师随口应道：“Morning！”——就一个单词！发音之准确，表情之自然，都不在美国人之下。小伙子顿时被震住，本来无意卖弄，不料却遇到了能人，尴尬万分。詹牧师赶紧改口：“你早，你早。”小伙子却不依不饶了，偏要詹牧师做他的老师，并讲了一番不小的抱负。詹牧师一贯爱惜人才，想起自己当年自学之苦，不免感动；想到在这动乱的年月中仍有人如此好学，不免更感动。于是约好，每星期日早晨八点至十点小伙子来学口语。詹牧师为此写了教学方案，一连几天都很激动，总对詹夫人念叨：“能够把他教好，也算为国家尽了一点儿力气。”詹夫人忙里忙外，顾不上多说，只是说：“这样的事要不要向居委会请示一下？”詹牧师默默。很明白，这事一经请示，准得告吹。詹牧师沉思良久，横了一条心：“精忠报国，死而后已。”儿子又笑他胡发激昂慷慨之辞。詹夫人则又说：“你爸爸绝不是那种……”至于哪种，还是没说。

星期日早晨，詹牧师五点钟就起了床，做早点，收拾屋子。这些事平时都是詹夫人的分内，詹牧师虽已沦落为一个传电话的，但在夫人面前（也只有在夫人面前）仍不失学者风度。他又特意铺了一条新床单，抹得很平整，只等学生到来。七点半，老人便耐不住了，到门口去瞭望。中午十二点，老人无言地回到屋里，坐了一会儿，换下了那条新床单。幸亏儿子出去了。詹夫人悄悄地把饭菜端到他面前，说：“那个小伙子可能今天有事。”詹牧师心里这才好过了一些，说：“否则他不会不来。”然后，詹牧师病了一个多月。詹夫人劝他不要太伤心。他只承认是那天在大门口站得久了，受了风寒。詹夫人说：“那样的人，你何必？”詹牧师说：“别这样讲，那小伙子其实很好，很爱学习。”

后据詹牧师的儿子了解，那个小伙子确实是知道了詹牧师的身份，没敢来（那时詹牧师正因其历史问题而受监督）。

詹牧师的儿子以为我也是这样一个小伙子。

“不，”我说，“我是报社的记者。”

詹牧师的儿子疑惑地看了看我，便到书架旁翻腾那些书去了。他找到了一本书，立刻沉了进去。

许久，我问：“你是？”

“他的儿子。”他对着书回答。

“我是说，你在哪儿工作？”

“陕西。”

“回来探亲的？”

“不。回来流窜，长期流窜。”

“户口还在陕西？”

“对。”

“应该想想办法，办回来。”

他抬头瞄了我一眼，说：“太费事，算了。”

“可这很重要。”

“你跟我爸爸的观点倒很一致。户口、文凭、证明、证件，一张张小纸片！”他忽然笑起来，把他正看着的那本书举到我眼前。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人起源于户口呢，还是户口起源于人？”他问我。

“当然。”我说。

“我们家老头儿要是也能来这么一句‘当然’就好了。他从来不明白，什么起源于什么。”

“可是他身边应该有个亲人。”

詹牧师的儿子不说话了，一连抽了两支烟。之后他看了看表，开始从书包里往桌上掏东西：麦乳精、蜂蜜、果汁、蛋糕和几瓶药。

“告诉我爹，这些药要坚持吃，对他的肾和血压都有好处。我还有事，得走了。”

“他大概就快回来了。”

“劳驾。再说我们老少二位一碰头，痛快的时候少。”

他又从书架上拿了两本书，忽然飘落出两张纸来。他捡起来，看了看，哧哧地笑个不停。“你看看这个。”他把那张纸放在我面前，走了。

好像是写给谁的一封信，一看便知是詹牧师的手笔。信的开头一两页大约已经丢失，现把残余部分备忘于下：

……论文的题目为《古代佛教思想的来源与发展》，一九四五年获史学硕士学位。以后两年又翻译和撰著了几本小册子，如《世界三大宗教》《宗教与哲学》《信仰论》，等等。原计划还要写《中国思想史大纲》和《简明宗教史》等，均因题目较大，所需资料一时难以具备，又逢内战，生计艰难，此计划一直未能完成。

解放后，因加强了政治思想学习，遂改变原来计划，转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大有收益。后又经农场劳动锻炼，搞通了思想，自动退出宗教团体，努力追求进步。不料，正当可以为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之际，我患了风湿病，不得不回家疗养。一病多年。养病期间，我仍坚持学习、研究。研究范围：1.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2.革命史传；3.心理学及教育学；4.文学艺术。（写过一些革命诗歌，手稿均于“文革”中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