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小团圆》（第2/4页）

令人疑惑的是，与燕山（桑弧）的爱情值不值得九莉（张爱玲）这样耿耿于怀，挥之不去，以至小说一开头，刚开始对香港大学的考试展开回忆，就一下切到三十岁时的一段日记，简直急不可耐。或者作者的用意在急于点出贯穿小说始终的主题——“等待”，而且是——“空虚、无望的等待”？

这部小说的主题到底是什么？是否真如张爱玲1976年4月22日写给她的好朋友宋淇夫妇的信中这样描述：“这是一个爱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那么，这是一部爱情小说？

前面回忆大考前的等待像斯巴达克斯起义军在黎明时望着罗马军布阵，那是一种绝望中的等待，因为等在前面的只一个“死”字。必死无疑，所以心情惨淡恐怖。后面九莉（张爱玲）三十岁在笔记簿上写的“你”等而不来，却是一种空虚的等，因为明明知道，等待的后面是无穷无尽的虚空，就像徒然在真空中声嘶力竭地呼喊，因为没有介质，所以没有声音，更不会有回应，永远永远的亘古蛮荒和黑暗虚无。这时候的心境，只有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瞪着直直的眼睛，问“死后可是有灵魂的”那种心境可以比拟。

张爱玲的小说惯用蒙太奇手法。《金锁记》中写曹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为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傅雷先生称赞这是“节略法”，说在这里“空间与时间，模模糊糊淡下去了，又隐隐约约浮上来了。巧妙的转调技术”。我却还是觉得这手法在小说中可偶然一用，不可多用，最好是不用。因为太有技巧，太像电影而不像小说。毕竟，小说和电影还是不一样的。理想的小说状态应是一种浑融状态，融融泄泄，含而不露，羚羊挂角，不着痕迹。太像小说的小说，我以为毕竟不是最上品。

《小团圆》穿始终的人物却不是有关爱情的三个男人，三个男人中，第一个是邵之雍（胡兰成），大家都把他读成胡兰成。对于张爱玲，甚至对于张爱玲的读者，这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第二个是燕山（桑弧），据考证是电影导演桑弧。第三个是九莉（张爱玲）的美国丈夫，即赖雅，只有淡淡一个影子，却有九莉（张爱玲）生命中最惨痛恐怖的一幕描写：她打下四个月大的胎儿，并把他在抽水马桶中冲下去。贯穿小说始终的人物是母亲、姑姑、弟弟、家族里各种亲戚、九莉（张爱玲）的同学朋友，彼此纠缠不清的关系。这小说一读下来真是惊世骇俗。严格来说，这应该是一本家族小说。

文学史上以真实的家族秘史为题材的小说并不少，中国最典型的是《红楼梦》，红学就有“索隐派”与“考据派”，还有其他什么派，名目繁多。最近几年的“红学热”热得奇怪，简直像在发高烧，有些几近胡言乱语。胡适讲过考据必须有一个原则，就是“可验证的”。我觉得这应该是红学家们开腔立言的前提条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有巴金的《家》、《春》、《秋》，有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最有自传色彩的是郁达夫的小说，有考据癖的人可以从小说中考据出作品人物的生活原型，作者生活的大量隐私。然而《小团圆》让那些以揭发考据为乐事的人大吃一惊，因为张爱玲说，“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而且，“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说“我一直认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

通常，人们对自己的揭发总会手下留情，总是不彻底。一个人爱惜自己，不免有意无意间要为自己粉饰。小资们最爱引用的张爱玲《天才梦》里写到的经典语录：“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但是人活着，如果非要穿一件袍子遮羞保暖，大多还是愿意穿一件华美的袍，且不管它翻开来时，里面有没有虱子。人们讽刺爱化妆的女人：“上帝给了她一张脸，她自己再创造一张脸”；我说“女人只关心两件事，身上的肉，肉上的布”。其实，不仅女人，人人都是如此。一个人生活在世上，为别人演一个角色，还要为自己演一个角色。为自己演的这个角色，已到自己有勇气接受的道德底线，再往下，是茫无边底的蒙昧，是盲点。人心里最深最隐秘处的真实，往往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勇气正视，根本就不去看，不敢看，麻着胆子瞥上一眼，就会匆匆忙忙逃开。心里知道那是真相也不能接受。要欺人，还要自欺。而且自欺比欺人更难。一个人假如有勇气说，我从此不但不欺人，而且不再自欺，下决心百分之百真实面对自己，也百分之百拿真实的自己面对别人，这人一定已经不爱自己了，所以能对自己狠，完全冷心冷面，铁石心肠，下得了手，真可以做到刀刀见血，剜心剔骨。到这个地步，对别人狠，对别人下得了手就是自然而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