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个合适的理由（第2/6页）

和孤傲的心

人在“力”面前的种种微妙的思绪只用了短短五行便完美地传达出来，真是风光无限。

《高原上》与《河流的终点》体现出了朵渔诗艺中正统的一面，也是有望成为“宗师”而不是“教主”的一面。如果朵渔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他可能收获很多世俗上的果实。但是朵渔没有，2001年以后，他渐渐地将自己改变，诗歌主题在往“身体”移动，写了不少被某些诗人称道的作品，但大多数不为我所喜欢。朵渔骨子里就不是一个适合调侃、戏谑、高声喧哗的人，他应该平静、内敛，从身体缩回到心脏。“下半身”写作是一壶酒，虽刺激而诱人，却不大适合朵渔这类不胜酒力的人，因此最好浅尝辄止，否则会再次“伤肝”。

但“伤肝”也并非一无是处，在一封邮件里，朵渔这样写道：“那次西安之行后，我时断时续病了两年。这两年让我安静下来，但也同时更理解了身体对一个写作的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从生病中寻找到身体。……我读了很多书……发现了诗中的‘真理’。”在读他2002年上半年创作的《我的目光越过他们的头顶》、《被翻译的土豆》等作品时，我看到了他回归的身影，只是，这身影还远不够清晰。对于自己将走向何方，朵渔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在2003年2月21日的一封邮件中，他提到了“下半身”，他认为“下半身”的精髓不在具体的写法、题材，而是精神。在朵渔的指引下阅读了他的新作《日全食》、《生病·越冬》、《旅游地》、《暗街》等作品后，我感到我的确有那么一点杞人忧天。

二

许多人认为朵渔参与倡导“下半身”是一个失误。朵渔的确与这一群体的其他诗人不大一样，他的少数代表性作品足以让人越来越清晰地发现，他与其他“下半身”诗人日益“疏远”（我说的是作品风格）。事实上，一个警醒的诗人不可能永远被某一群体拟定的“纲领”所束缚，与“纲领”经过早期的“密切交往”后，必然会回到自己的心性中来，如同巫昂从“顾城式诗歌”到《青年寡妇之歌》再到目前的相对“检点”，以及沈浩波在锐意前行中的不断微调，都是艺术自觉的力量使然而非名利的诱惑。有人说朵渔因为“下半身”而获得了更大的名声，我不知道是“下半身”帮助了朵渔还是相反，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朵渔的“下半身”只能说锐气十足，而有了朵渔的“下半身”才开始有了厚度。在这个群体中，朵渔的才华不是最突出的，但正是他的“拙”使他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他对技巧与内容之间的“度”把握良好，翻阅他近几年的作品，最优秀的正好不是具有肉感和快感的“下半身”，而是“上半身”与“下半身”之间的开阔，它不乏尖锐与快感，还具有直抵人心的力量。

在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众多诗人中，朵渔是少数几个能用文章来表达诗歌观念的诗人，他的一些诗学随笔正在对更年轻的诗歌爱好者形成影响。按理说他完全有资格在同龄人面前保持骄傲的姿态，像当今的某些诗人一样，一副“舍我其谁”的模样。但朵渔没有，他身上有一种可贵的品质，那就是在宇宙的无限性面前保持谦逊。倒是那些自以为“天将降大任”的诗人在不经意间便露出了孩子般的淘气。

朵渔的谦逊是逐步修炼出来的，从他的文论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思想轨迹：最初是慷慨的、号召性强的，比如关于“下半身”诗歌理念的文字，后来就慢慢收敛，变得沉着、自省，少了布道的成分而更多地进行自我要求。只有尊重自己打动自己的文章才能够打动别人并获得别人的尊重。可以说，朵渔文章“语调”的改变使他向诗歌的终极目标作了一个漂亮的腾跳。

在一封信中，朵渔向我推荐了一大批他读过的书籍，并强调了这些书籍之于一个诗人的“用处”：

以赛亚·伯林的著作，大概有五六本，译林出版社的版本不错，网上有售；这一套“人文与社会”丛书中还有其他不少书目可读。

苏珊·桑塔格的著作，目前出有五本，上海译文的；尼采的著作，最近听说华东师大要出笺注本全集，还未见到，版本繁杂，比较好看的有《人性的，太人性的》等，人民大学版；卡夫卡的著作，河北教育版的全集；加缪的著作，河北教育版的全集；鲍曼等人关于现代性的著作；韦伯的部分著作，三联版；本雅明的著作，版本繁杂；卢梭的著作，可先读其《忏悔录》；哈耶克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勒庞的著作，《乌合之众》；班达的著作，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新出了一套丛书，其中有他一本《知识分子的背叛》，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