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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可能有人会问：另一些诗人同样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作品同样优秀，你为什么不写他们。对此，我只能回答：一个人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我不可能面面俱到。在我正在写作的《诗歌史3》中，还会写到一些诗人，甚至会写一些具有实力但还未获得广泛关注的诗人，但这仍然远远无法概括诗坛的全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好在我写的仅仅是“一个人”的诗歌史，以后应该会有另一些人撰写他们眼中的诗歌史，这样，几种“史”结合起来，读者对诗坛状况的了解就更为全面了。

我注意到，你写的诗人都是当代的，实际上你是在写一个自己同时代的诗歌史，而且其中很多与你相识，这样会不会出现一些粉饰性的曲笔呢？

严格地说，虽然我和我笔下的人物都是当代的，但不是同时代。我是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我笔下的诗人绝大部分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前期出生的，与我相差10—20岁。他们亲身经历了“上山下乡”和风起云涌的20世纪80年代，而1986年徐敬亚等人在《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操持现代诗大展时，我还在读小学。因此，对于诗歌写作来说，他们比我早一代甚至两代，我们这一代人，是读着他们的诗歌长大的。

但是正如你所说，我和他们共同经历了诗歌之火逐渐冷却的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而且随着我的成长，我和很多前辈诗人成了朋友，或者成为“熟人”，时常能在各种场合见面，这样一来，怎么样“写”他们，的确成了一大难题。首先，我不能乱写，因为除了那些因意外去世的诗人，大家都还健在，对同一个诗歌事件，很多人都亲身参与过，要是乱写，马上就会被人质疑。但也不能粉饰笔下的人物，如果是这样，那这本书就仅仅是我一个人的“私人致敬文本”，没必要出版。所以，我得为自己的行文把好“度”。我自认为我的立场是客观公正的，书中对一些诗人和诗歌的赞扬，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他们的确优秀。如果一个读者面对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傍晚穿过广场》等作品，面对顾城和海子的绝代才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不过如此”，我会认为他不够诚实。一个读者，对好诗人和好作品要有尊重的态度。事实上，书中有很多地方对我笔下的诗人是批评的，只是比较委婉而已。

就像你自己所说，有几个诗人是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譬如张枣），仅仅通过资料的整理而成，你觉得写他们和写认识的诗人有何异同？是否会担心二手资料影响真实性？

我写已故的诗人和写健在的诗人时，心情没有什么变化，更不会因为死者不能反驳便以为自己可以妄言，毕竟，我持的是同一个标准。

在目前已出版的两本《诗歌史》所写到的十位诗人中，除了顾城、海子、张枣三位英年早逝的诗人与我没有接触过，我与其他几位诗人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对于与自己没有联系的诗人，我的确主要依靠收集到的材料。至于真实性，则需要依靠多方面对照、求证了。我比较自信的是，写张枣一文的史实，由张枣生前最好的朋友柏桦专门审订过；写海子一文，审订者则是海子生前最亲密的朋友西川；写顾城的文章，顾城的姐姐顾乡也在百忙中阅读了一部分，并提出了几个意见。所以，真实性问题，应无大碍。

另外，虽然这几个诗人去世了，但并不意味着我所了解的都是二手材料，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仍然通过自己对他们的亲属好友的采访而获知一些相对新鲜的情况。比如说顾城，他1986年带谢烨到过我所在的城市，参加著名的漓江诗会。当时我才读小学，自然无缘与其见面，但当时接待他的一些桂林作家后来成了我的朋友，他们向我透露了当年顾城在桂林的一些表现，而这些情况，朋友们一直都没有形成文字。就在前两天，朋友王布衣还告诉我一个顾城当年在桂林的趣事：顾城在和王布衣结识后，递了一张顾工的名片给王布衣，说，对不起啊朋友，我没有工作，不能印名片，所以我给一张我父亲的名片给你吧。

您自己也写诗，书中对于诗歌的评论也不少，在你看来，谁是当代最优秀的诗人？

这倒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所写的，都是具有标志性的诗人，要从中挑选出一个“当代最优秀的”，我下不了手，而且也太容易滑入片面了。我只能说，通过我对顾城诗歌、讲演稿和散文的全面接触，我认为顾城不仅仅是“童话诗人”这个范畴所能界定的，他是一个厚重的诗人；欧阳江河的诗歌，不管是现在还是再过五十年，人们也无法绕过，人们应该对他的《傍晚穿过广场》等作品脱帽致敬；于坚正在成长为“信手拈来即是诗”的大诗人；西川作品中的雍容气度以及他为人的平和，让我对他持有最高的期待。还有多多、王家新、韩东、柏桦、黄灿然、李亚伟、陈先发、雷平阳、蓝蓝……都是优秀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