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第2/3页）

对于很多诗人不为人知的一面，很多读者也想知道您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的，比如海子卧轨自杀的真相等。

很多人都以为我能力很强，掌握了许多人们所不知道的内幕，其实，我只不过是下的笨功夫比别人多一些而已。我最主要的资料来源仍然是相关当事人的文章、日记、访谈，以及知情者的回忆。与一般的传记作家不同的是，对同一件事情，我会尽可能地找到更多的不同当事人的论述，然后从中找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如果对多种说法拿不定主意，我会将这些说法一一列举出来，让读者自己从中寻找答案。另一部分资料来自于对相关人士的采访和了解。如果说查找文字资料是每个人都能做的，那么，对相关人士的接触、交流与采访则要相对“独家”一些。比如西川在邮件中告诉我海子卧轨时的真实状况，比如柏桦长达十年的畅销书作家生涯，这些内容都是很少人了解的，后者甚至是独家的。还有一个途径，就是我与诗人们的面对面交流，或者时常能够通过各种会议碰面，这就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别人无法替代的角度。能做到这一点，得益于我本身就是一个诗人，平时与很多诗人有交往，这种天然条件使得《一个人的诗歌史》涉及的诗人虽然早已为人熟知，但仍然觉得很新鲜。

在写第一本时，据说您花了七年的时间，是什么力量支撑您完成创作的？

如果连2010年也算上，那就是八年了，因为即使图书出版后，我仍然在不停地修改。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八年来我不是只写这一本书，我还同时写了其他作品。能够把一本不可能畅销的书断断续续地坚持八年，主要是源于自己对诗歌的热爱。我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接触现代诗歌，正是我笔下的这些诗人的作品激励了我、鼓舞了我。另外，我觉得我的性格中有一种很倔强的成分，那就是无论如何也想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而且尽力做好。因此，当我选准了“一个人的诗歌史”这个角度后，我就决心要把它变成现实。

当然，这是一种很“堂皇”的解释。其实我内心里还有另一种解释，那就是：2002年，我结婚了，我的孩子即将在2003年春天诞生，我希望在妻子和孩子面前博取一点虚荣感。直到今天，我仍然很注重这种“虚荣感”，比如我想看书时，会叫女儿刘夏秋冬到书架上拿一本“刘春著”的书来，然后对她说：“希望以后我们家的书架上能够出现一本‘刘夏秋冬著’的书。”有意思的是，第二天，家里就出现了一本“刘夏秋冬著”的书——她把她在小学一年级时的写话本封面上工工整整地写上“刘夏秋冬著”几个字。

《诗歌史3》是否已有面市计划？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都非常支持“诗歌史”系列写作，早在一年前就表示过，只要完稿，都会尽快出版。从2010年《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的出版，到2010年4月的再版，再到12月《诗歌史2》和《诗歌史1》增订版的同时推出，可以看到上海贝贝特的魄力以及这个系列作品的影响力。不过《诗歌史3》仍在创作的过程中，争取在2011年内完成吧。计划中的《诗歌史3》，主要涉及20世纪90年代崛起的一批诗人，着力点不会像《诗歌史1》、《诗歌史2》那样书写诗人的成长经历，而会把重心放在对他们的作品的介绍上，因为这一代诗人在诗艺的追求上与他们的前辈和兄长有很大的区别。

在这个系列中，您是以年轻诗人的眼光在打量“从前诗坛发生的一切”，这个过程您“发现”了什么？之前是否担心过“认可度”的问题？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有几点十分强烈的感想，这些感想也曾在《诗歌史》第二部的后记里表达过——

其一，对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崛起的“第三代诗人”来说，北岛与《今天》影响之大，无人能及。两本“诗歌史”虽然没有关于北岛的专文，但北岛的形象无处不在。其二，“诗人评论家”的出现是当今诗界最显眼的现象。最近二十年，对青年诗人的评价与宣扬，很大程度上是由诗人自身完成的，这个事实既令人振奋也令人悲哀。振奋的是文坛出现了一批真正懂得诗歌的批评家，悲哀的是，“诗人评论家”的批量出现，正好反衬出时代对诗歌的冷漠！其三，不管是“朦胧诗人”还是“第三代诗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写作之初，都是从旧体诗开始的，由此可见传统诗词的巨大影响力。

对于读者对我所写的诗人的认可度，最初我是毫不担心的，但是，《诗歌史1》出版后，我的信心有所动摇。举一个例子——《诗歌史》第一部出版后，许多读者对文中所写的诗人故事津津乐道，有的读者读了部分文章，还按图索骥，找来了诗人的诗集详细研读。作为作者，我在欣慰之余，又感到悲哀。其实，书中所写的这些诗人，在中国诗歌界乃至整个文学界，都已经获得巩固的地位，按理说，读者对他们的作品应该耳熟能详才对。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普通读者的反应来看，除了通过震动人心的社会事件引起人们关注并最终走进神坛的海子和顾城，其他人要获得更广泛更深入的影响，仍有一段路要走。所以，我的第四个感想是：人们对现代诗歌成就的认识仍然不够，对中国新时期诗歌取得的成就还有待进一步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