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记忆：并非个人的历史（第2/4页）

也许还有其他的道路，但不管怎么说，我能离开那座边疆小城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现在的生活，我的家庭、妻子、儿子都在生活中退出去，一切都是另一幅画面。只不过和今天相比，我会在没什么诱惑的小城里，过着一种没什么幸福也没什么痛苦没什么追求也没什么失落的平常日子。

这样回忆着，就不能不感叹时事造人，1978年的一个重大转折，改变的不仅仅是中国的面貌，更是这其中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今日，原地踏步和一成不变的日子没有了，假设中的一切让人高兴地没能实现。

闲暇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也不妨都做一下这个假设游戏，想想自己，假若没有改革的话，这二十年的道路会是怎样？人生是不是该用另外的稿纸书写呢？

一定是的。这么一想，今日的很多烦恼就淡了，心情就会好很多。你看，在假设中回忆，有时也是一味药，治现在心中的病。

转折那年，我十岁，我到了北京

1978年我十岁，改革二十年后的1998，我三十而立。

印象太深了，1978年的那个冬天，我正在家中翻阅书籍，我妈妈急匆匆地下班，然后和姥姥在家中连饭也不做就开始商量起来。

原来，我父亲平反了，内蒙要召开追悼大会，我母亲必须带着我哥和我去内蒙西部的集宁市出席这个追悼会。

父亲和母亲，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诬陷成“内蒙古人民党”，然后招也得招不招也得招，可父亲还是不招，于是被不停地打来打去，终于埋下后患，在1976年去世，直到死，还都背着“内人党”的嫌疑。从这个角度说，当时的我，也该属于“敌对分子”的家属。

平反昭雪，自然是我们家中的大事，于是我和哥哥都停下课程，从内蒙东部的海拉尔（当时还属于黑龙江省）到西部的集宁。当时没有直达的火车，我们必须先坐车到北京然后再换车到集宁。

于是，十岁的我就在改革元年的1978年，来到了改革的策源地北京。

在我的第一印象中，北京出奇地大。

大是自然的，我生活的那个小城才二十多万人，这之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城市。因此初到北京，这个世界突然以乘法的方式在我眼前扩张。在北京的那几天里，我始终懵头懵脑找不着方位。

和那个时候大多数人一样，到了北京，白天猛逛，晚上住那种在客人走后临时改成旅店的澡堂子，打游击一样感受着北京。

吃饭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无论在哪一个吃饭的地方，总要排上很长时间的队，然后才会有座位。即使有座位，也并不一定能平静地吃饭，一来身后有人等座，二来饭馆里要饭的人多得出奇。那时候要饭的人要的真是饭，隔一会儿，就能看见同是要饭人，却为争一点儿剩面条而吵起来，正是在北京，我亲眼看到要饭人在别人的剩饭中吐上几口口水，然后把那碗饭据为己有。

十岁的我不懂什么叫民主和自由，在西单，到处都贴着这样或那样的大字报，写的什么不知道，那场面却留在记忆中。还有就是在天安门广场，那时的纪念碑是让靠近的，不过上面都贴着两元、五元或十元的人民币，这让我第一眼看去很是心疼，并曾经尝试在人少的时候想把钱取下来，但粘得太紧，好几次都无法得手。心疼之余，问母亲：怎么人们都把钱贴到了纪念碑上。听母亲的介绍并看着纪念碑上的小字报才知道：这是群众希望既然国家给毛主席修纪念堂，那为什么不能给周恩来修纪念堂？如果国家没钱，那我们就自己给，于是把钱贴在了纪念碑上。很多年过去，周恩来纪念堂也成了一个被人遗忘的梦，只是不知道，那些当年从口袋里往外掏钱的人们，今天，梦是不是已经改变了？

不过，改革元年的北京，人还是有侠肝义胆的。在一家商场，我母亲在柜台前买东西，她的钱包用一根长绳子系在腰带上，一挤，掉了出来，我便帮着她拿钱包，可这个时候，一个北京人走了过来，一脚将我踹了出去，原来，他以为我是小偷，于是义愤填膺，我就成了受害者。很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北京再见到这种场面，即使是真的小偷，怕是多数人也不会踢出这愤怒的一脚，绕着走装近视眼看不见也都是有可能的。

当然，当时的北京还有其他一些好处，比如印象之中，母亲花了五毛钱买了一堆桃子，竟让我们三个人吃了好久才吃完，实实在在当了一顿饭。

就这样，改革元年的北京，在我的回忆中，以杂七杂八的细节复原着。那时的北京，是一座灰色的城市，不仅仅是因为建筑，还因为人们的心情、服装和实实在在的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