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狄更斯的私事与《大卫·科波菲尔》(第6/8页)
以查尔斯·特林海姆的名义,狄更斯曾经在帕克海姆附近租了一幢房子给爱伦。不久之前,到那幢房子去参观的人们还会被带到一棵大树前,被告知作家“特林海姆先生”生前很喜欢坐在这棵树下。爱伦一直住在那里,直到狄更斯去世。她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从盖茨山庄到帕克海姆之间的路途并不远,狄更斯就经常到那里和爱伦共度良宵。他们还一同去过一次巴黎。
与凯特分居期间,狄更斯仍继续为公众朗诵他的作品,为此他把英伦三岛走了个遍,且再启访美之行。每次朗诵,他都充分发挥了他的表演才能,因而大获成功。然而不幸的是,四处的奔波让他精疲力竭。人们开始发现,这个40来岁的男人看起来已经像个老人了。况且,这些朗诵表演并不是他唯一的活动。从与妻子分居至他去世的十二年间,狄更斯共写完了三部长篇小说,同时创办了一本较为成功的杂志《一年四季》。正因为这样,他的健康状况持续变坏,似乎也是必然的。医生吩咐他要注意休息和静养,但他迷恋着公众的掌声,于是,他坚持要做巡回朗诵表演。就在巡回表演的途中,他终于病倒了,只能无奈地放弃了后面几场朗诵会。他回到了盖茨山庄,坐到书桌前开始写长篇小说《艾德温·德鲁德》。但为了补偿朗诵会组织方因他放弃部分场次而遭受的损失,他又接下了在伦敦安排的十二场朗诵会。1870年的1月,圣·詹姆斯教堂里人潮涌动,每到狄更斯入场和退场之际观众都会自发站起来朝他欢呼。朗诵会终于结束了,他又回到了盖茨山庄,继续他的《艾德温·德鲁德》的创作。6月的某天晚饭时分,乔治娜发觉他脸色有些不对。“哦,你应该躺下来歇一歇!”她对他说道。“好吧,那就躺在地上吧!”他回答说。这是他人生中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刚说完,他便顺着她的胳膊滑倒,躺在了地上。乔治娜立刻派人到伦敦找来他的两个女儿。第二天,这位能干而富有主见的女人又让狄更斯的女儿凯蒂去告知她母亲这一消息,然后再将爱伦·泰尔兰叫到了盖茨山庄。一天后,也就是1870年的6月9日,狄更斯去世了。他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墓地中。
在以上关于狄更斯生平的描述中,我并没有提及他为社会改革领域所做出的卓有成效的努力,亦未提及他对穷人、被压迫人群的同情和帮助。我只是尽可能地探讨他的私人生活,这是因为,在我的观点中,只有当你对他的私人生活感到好奇时,你才会对我向你推荐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感兴趣,因为从很大程度上来看,它是一部个人传记。不过,狄更斯写的毕竟不是自传,而是小说。纵然小说中有许多他从自己的生活中借鉴的素材,但也仅仅是借鉴而已,剩下的全部都来自于他那丰富的想象力。正如我曾经说过的,密考伯先生和朵拉的原型素材分别来自于他的父亲和他的第一任情人玛丽亚。玛丽·贝德耐儿和艾格妮丝的原型素材,一部分来自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玛丽·霍格斯,一部分则来自玛丽的妹妹乔治娜。10岁的大卫·科波菲尔被继父送去当童工的情节,就和狄更斯自己被父亲送去当实习生的经历很相像,并且大卫也有一种和狄更斯类似的想法,即和那些比自己社会地位还要低的同龄孩子搅和在一起,是“屈尊”,是“降格”。
让大卫·科波菲尔自己讲述自己一生的故事,这是小说家们经常采用的结构。它的优、缺点并存。优点之一是,它迫使叙述者自始至终都得紧随叙述线索,换句话说,他只能写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乃至亲身所行的事情。狄更斯的小说情节大多很复杂,读者的兴趣总是会被不经意地引向和故事进程毫不相干的人物或事件当中去,如果采用这种结构便能避免类似的情况。《大卫·科波菲尔》里唯一离题的地方,是关于斯特朗博士和他的妻子、岳母及妻子的侄子等关系的叙述,这些叙述其实和大卫的故事一点也不相干,显得繁杂啰唆。这种结构的另一个优点是,它能够增强故事的真实感,读者的同情心将和叙述者的同情心融合在一起。当然,你可以赞同他,或不赞同他,但不论怎样,你的注意力始终一直集中在他的身上,他便很轻易地赢得了你的同情。
不过,这种结构有个缺点,由于叙述者就是小说主人公自己,他在向你描述他自己是多么英俊、多么有魅力时,往往显得很不谦逊。当他讲到自己的鲁莽行为时,或者当女主人公已爱上他(此时读者业已看得清清楚楚)而他却还一副蒙在鼓里的样子时,他就会显得十分傻气,但他偏偏又表现得很自负。这种结构还有个更大的缺点,那就是相对于作品里经叙述者之口讲出来的其他人物,叙述者自身的形象常常会显得有些苍白无力。这一缺点是采用这种结构的小说家们不能完全避免的。我常问自己,为何会出现这种结果。唯一的解释可能是,由于主人公和叙述者本人是一体的,所以当他叙述自己时,往往是从内部来塑造自己的形象的,他会下意识地把种种混乱、怯懦或者犹豫情绪完全暴露在大家面前,这显然是非常不利于形象塑造的;相反,当他叙述其他人物时,一般都是从外部观察他们的,于是他可以尽情凭借自己的想象力来进行描写与刻画。如果这种描写与刻画是来自于像狄更斯这样才华出众的作家,其他人物身上最重要的戏剧性特征、个性甚至怪癖,都会得到完美而淋漓的表现,这就使得他们的形象变得生动而鲜明,反倒让叙述者的自画像相形见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