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闪问秋雨（第3/11页）

我估计，老片新拍，一是为了便于吸引投资，二是为了便于审查通过。

但是，既然身处一个主张创新的时代，老片新拍不值得提倡。

国内外的媒体更加关注于章子怡、刘翔这些文体明星，而忽略了其他的社会精英分子，比如说科学家。这些您是怎么看的？

余秋雨：很正常。如果科学家也变得像影视、体育明星那样受媒体关注，世界就犯病了。请注意，受媒体关注是一种牺牲。只有章子怡、刘翔他们的牺牲，才有科学家们的安静。

韩寒与陈丹青在做客某电视台节目的时候，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评判，认为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一些大师比如冰心、茅盾等人根本不是什么大师，而是在时代背景下被过誉。为此遭到网友的暴怒型攻击，认为韩寒侮辱大师，不尊重文学。其后韩寒也写了多篇博文论述此事，言“你的大师不是我的大师”。您对此怎么看？

余秋雨：“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太政治化，又太夸张，应该容忍后人作一点不同的判断。不同的判断也不必成为“定论”而获得“公认”，因为“定论”和“公认”之类的概念在多元文化的时代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开设过一门现代文学史课，打破通行的格局，只凭我自己的艺术感觉选择作家，结果认为较好的作家只有鲁迅、沈从文、曹禺三人。八十年代鼓励对一切问题进行重新思索，因此我的这种大胆之举也没有受到非议，北大的王瑶教授看了我的讲稿后还写来热情的长信大加称赞呢。

这些年我多次去美国讲课，凡是在纽约开讲，高龄的夏志清教授都会来听。在几次聚餐时，他对我说，他不喜欢老舍的小说。我说，我不喜欢他老人家推荐过的钱钟书的小说，智慧过剩；我也不太喜欢张爱玲小说中那股太故意的阴沉气息。我们两人总是说得高声大笑。

记得有一次王元化先生对我说，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里边的人都很好，但笔下却缺少才气，比较平庸，他问我有没有同感。我很有同感，但其中牵涉到的作家就多了，除了茅盾，还有郑振铎、叶圣陶、许地山、王统照、郭绍虞等。这不是对前辈不恭，而是维护自己进行文化判断的权利。

很多年前招收博士生，有一位考生明确表示对莎士比亚的不满，我非常欣喜，予以录取，尽管我还是喜欢莎士比亚的。但我也很清楚，梅特林克、易卜生他们正是因为反对莎士比亚剧中那种毒药、暗杀、决斗，而是主张表现“平常人的平常事”，才走出了欧洲文学的新局面。

说了这么多，我是想借此鼓励你们，不要成为被教科书控制一辈子而放弃了自身文化感觉的人。更不要因为别人表达了与教科书不一样的想法，就“暴怒”。你们千万不要成为思维僵滞、情绪激烈的族群。

1919年的时候，麦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演讲，号召当时德国的青年以政治为业。联系我自己在政府部门实习的经历，曾经有一个领导跟我说，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业，但是我现在看周围的同学很多都是热衷于进投资银行，进咨询公司，喜欢投身于政治、从基层做起的北大、清华的同学还是非常少，我就非常疑惑，政治还是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业？

余秋雨：我不认为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业。从来不是，尽管有时看起来像是。中国由于几千年的封建集权统治，沉淀成两种心理：本能地觊觎官场，又本能地仇视官场。这两种心理看似对立其实出于同根，都不利于人文理性的建立。麦克斯·韦伯是一个社会学家，又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欧洲，说那样的话很可以理解的。他身后的德国历史证明，那种主张有可能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

前段时间有一个清华学生，因为工作不太顺利就去卖炒粉，也有北大同学去卖肉也被炒得沸沸扬扬。您觉得他们在当前激烈的竞争条件下，自己去选择这样的职业真的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吗？

余秋雨：当然不丢脸。如果他们真行，也许能把相关的食品业整合起来。真正丢脸的，是那种拿了名校学历却无所作为，又想让别人尊敬的人。

人生最大的陷阱，是自欺欺人。要想走出这个陷阱，需要支付巨大的勇敢，因为社会早已习惯于接受自欺欺人。有一些自欺欺人，还包含着父母的心血、老师的设计，因此一步走错便伤筋动骨。今天中国的所谓名校，有可能躲藏着最多自欺欺人的成分。

秋雨老师曾提到我们对历史的态度，包括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任历史，包括上个世纪早期的时候，像傅斯年、顾颉刚他们“古史辨”就提出对古史有一个量新的考量，那么我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认为历史可以构成我们生活的根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史而不是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