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第6/20页）

我家租居陈璧的房子。大院南边篱下有一排山桃树。一九一九年我拣桃核的时候，三姐对我说：“别拣了，咱们要回南了。”我不懂什么叫“回南”。姐姐跟我讲了，然后说，母亲的行李限得很严，桃核只能拣最圆整的带几颗。我着急说：“那么我的泥刻子呢？”姐姐说泥刻子南边没用，南边没有黄土。我在箱子间的外间屋里，看见几只整理了一半的网篮，便偷偷儿撒了两把桃核进去，后来那些桃核都不知去向了。从不出游的母亲游了颐和园、香山等名胜，还买了好些北京的名药如紫金锭、梅花点舌丹之类，绢制的宫花等等，准备带回南方送人的。

据我国近代史料：“×××受贿被捕，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国务会议认为×××没有犯罪的证据，反要追究检察长杨荫杭的责任；×××宣告无罪，他随即辞去交通部长的职务。”⑮我想，父亲专研法律，主张法治，坚持司法独立；他区区一个京师检察长——至多不过是一个“中不溜”的干部，竟胆敢传讯在职的交通部总长，并派检察官到他寓所搜查证据，一定是掌握了充分的罪证，也一定明确自己没有逾越职权。

据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五、二十六日《申报》要闻：“高检长杨荫杭因传讯×××交付惩戒，杨已向惩戒会提出《申辩书》，会中对于此事，已开过调查会一次，不日当有结果。兹觅得司法部请交惩戒之原呈及杨检长之《申辩书》并录于下。此案之是非曲直，亦可略见一斑矣。”⑯

《申辩书》共十二条。前十条说明自己完全合法。后二条指控司法总长不合法，且有袒护之嫌。

《申辩书》不仅说明问题，还活画出我父亲当时的气概。特附在本文之末，此案只是悬案，所以我把有嫌贪污巨贿的总长姓名改为×××。

据我推断，父亲停职期很短。他只有闲暇上百花山采集花草，制成标本；并未在家闲居。他上班不乘马车，改乘人力车，我家只卖了马车、马匹，仍照常生活，一九一九年秋才回南。可见父亲停职后并未罢官，还照领薪水。他辞职南归，没等辞职照准⑰。

一九一九年秋季，我上初小三年级。忽有一天清早，我跟着父母一家人回南了。路上碰见一个并不要好的同学，我恨不能叫她给我捎句话给同学，说我“回南”了，心上很怅然。

火车站上为我父亲送行的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火车快开了，父亲才上车。有个亲戚末了一分钟赶到，从车窗里送进一蒲包很甜的玫瑰香。可见我们离开北京已是秋天了。

在家里，我们只觉得母亲是万能的。可是到了火车上，母亲晕车呕吐，弱得可怜。父亲却镇定从容地照看着一家大小和许多行李。我自以为第一次坐火车，其实我在北京出生不久就回南到上海，然后我家迁居苏州，又迁居杭州又回到北京，这次又回南，父亲已经富有旅行的经验了。

几年前我家在上海的时候，大姐二姐都在上海启明女校上学。她们寄宿学校，只暑假回家。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北京乱糟糟，两个姐姐没能够到北京，只好回到无锡老家去过了一个暑假。姊妹俩想家得厉害。二姐回校不久得了副伤寒，住在医院里。当时天津大水，火车不通。母亲得知二姐生病，忙乘轮船赶到上海，二姐目光已经失散，看不清母亲的脸，只拉着母亲的手哭。她不久去世，还不到十五岁。二姐是我们姊妹里最聪明的一个，我父母失去了她是一生中的大伤心事。我母亲随即带了大姐同回北京。一九一九年我家离北京南归，我只有大姐和三姐了，下面却添了两个弟弟和我的七妹。我家由北京到天津，住了一二天客栈，搭“新铭”轮船到上海。我父亲亲自抱着七妹，护着一家人，押着大堆行李上船下船。我记得父母吩咐，“上海码头乱得很，‘老小’要听话。”我们很有秩序地下了轮船又上“拖船”。“拖船”是由小火轮拖带的小船，一只火轮船可以拖带一大串小船。我们家预先包好一只“拖船”，行李堆在后舱，一家人都坐在前舱，晚上把左右两边座位中间的空处搭上木板，就合成一只大床。三姐着急说：“我的脚往哪儿垂呀？”父亲说她“好讲究！脚还得往下垂吗？”大家都笑。我们孩子觉得全家睡一只大床很好玩。

我父母亲在无锡预先租下房子，不挤到老家去住。那宅房子的厨房外面有一座木桥，过了桥才是后门。我可以不出家门，而站在桥上看来往的船只，觉得新奇得很。我父母却对这宅房子不满意，只是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