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第2/3页）

这种狂悦可并不一定使人搞清楚思想，反之，它倒许令人迷惘，伤感，沉醉在一种什么地方都是诗，而又不易捉摸到明朗的诗句的境界。我就是那样。我想象着月色可能是蓝的，石头是有感觉的，而又没有胆子把蓝月与活石写出来。新诗既不能得心应手，有时候我就在深夜朗读《离骚》。

不过，五四运动到底是反帝反封建的。不管一个青年怎样发疯，要去摘天边的小月，他也不会完全忘记了国家大事。再加上那时节所能听到的见到的俄国大革命的消息与马克思学说，他就不单忘不了国家大事，而且也忘不了世界革命。这个伟大的理想与启示否定了月亮是蓝的。况且，拿我自己来说，自幼儿过惯了缺吃少穿的生活，一向是守着“命该如此”的看法，现在也听到阶级斗争这一名词，怎能不动心呢？

一九二四年到伦敦的东方学院去教华文，我开始写小说。有了前边的一点叙述，我能写出什么样子的小说是很容易猜测到的。一方面，在文字上，我拚命的利用白话所给我的便利，横冲直撞，哪管什么控制与选择。另一方面，我多少写出点反帝反封建的意思来。我说“意思”，那就是说我并没能下功夫有系统的研读革命理论的书籍，也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方法。我只借着自己一点点社会经验，和心中自幼儿积累下的委屈，反抗那压迫人的个人或国家。《老张的哲学》与《二马》都足以证明我确有这点“意思”。

一九三○年回国，思想比在留英的时候稍稍进步了些。在归途中，因缺少旅费，在人种汇聚的新加坡住了半年。在那里，中学生的思想却比我还前进。他们生长在真正的殖民地，恨不能马上把帝国主义者一脚踢了走。据他们看，我的作品，即使有那么一点“意思”，都是游戏笔墨，未曾搔到痒处。这使我不安，因不安而想改进自己。

回到国内，文艺论战已放弃文学的革命，进而为革命的文学。配备着理论，在创造上有普罗文学的兴起。我是不敢轻易谈理论的，所以还继续创作，没有参加论战。可是，对当时的普罗文艺作品的长短，我心中却有个数儿。我以为它们的方针是对的，而内容与技巧都未尽满人意。一来二去，我开始试写《黑白李》那样的东西。我之所以这次选用《黑白李》者，并非因它比别的短篇好，而是拿它来说明我怎么受了革命文学理论的影响。

在今天看起来，《黑白李》是篇可笑的，甚至于是荒唐的作品。可是在当时，那确足以证明我在思想上有了些变动。诚然，在内容上，我没敢形容的白李怎样的加入组织，怎样的指导劳苦大众，和怎样的去领导斗争，而只用传奇的笔法，去描写黑李的死；可是，我到底看明白了，黑李该死，而且那么死最上算。不管怎么说吧，我总比当时那诬蔑前进的战士的人，说他们虽然帮助洋车夫造反，却在车夫跑得不快的时候踢他两脚的，稍微强一点了。而且，当时的文字检查也使我不愿露骨地形容，免得既未参加革命，而又戴上一顶“红帽子”。

到了《上任》与《月牙儿》，我的态度已由消极的否定黑李，改为积极的描写受压迫的人了。在《月牙儿》的前身《大明湖》里，我居然描写了一位共产党员，他是《月牙儿》中的女主角的继父。《大明湖》原稿只有徐调孚先生看过，不知他还替我记得此节否？虽然如此，我却没给《月牙儿》中的女人，或《上任》中的“英雄”们，找到出路。我只代他们伸冤诉苦，也描写了他们的好品质，可是我没敢说他们应当如何革命。为什么呢？第一是，我看见在当时的革命文学作品里，往往内容并不充实，人物并不生动，而有不少激烈的口号，像：几个拣煤核的孩子，拣着拣着煤核儿，便忽然喊起：我们必须革命。我不愿也这么写。第二是，我只模糊的由书本上知道一点革命的理论，不敢用这一点理论去写革命的实际。第三，我的一点文艺修养到底是来自阅读西洋古典文学，所以我总忘不了重视人物，语言，思想，结构，写景等各方面，而不专注意或偏重思想。这样，我在一方面，能够相当巧妙地，深入浅出地，用人物语言等掩护思想，使作品偷渡过检查的税卡子；在另一方面，我的作品，在思想上，和在由思想而发生的行动上，便缺乏了积极性，与文艺应有的煽动力。这必不可免的使能猜透我的潜伏在故事下面的真义的人觉得不痛快，不过瘾。讥我为“要吃又怕烫嘴”；使看不到这么深的人觉得莫名其妙。因此，我自己也必须承认：我是个善于说故事的，而不是个第一流的小说家。我的温情主义多于积极的斗争，我的幽默冲淡了正义感。最糟的，是我，因对当时政治的黑暗而失望，写了《猫城记》，在其中，我不仅讽刺了当时的军阀，政客与统治者，也讽刺了前进的人物，说他们只讲空话而不办真事。这是因为我未能参加革命，所以只觉得某些革命者未免偏激空洞，而不明白他们的热诚与理想。我很后悔我曾写过那样的讽刺，并决定不再重印那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