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母表之前（第2/3页）

在公元前两千多年，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传到了阿卡德人的首都阿加德古城，阿卡德人将它传遍了整个帝国，直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阿卡德人本身讲一种闪米特语（三辅音词根），同苏美尔人的语言完全不同，这使得同样的符号虽然指代同样的事物，对应的发音却不相同（换言之，从表音文字变成了表意文字），或者同新的发音挂钩，而失去了之前的意义（换言之，从表意文字变成了表音文字）。

符号的大量增加（多达几百个）也让文字变得更加复杂；但正是因为阿卡德人，楔形文字才得以在整个中东地区扩散（我们最近在埃勃拉发现的一座图书馆中也找到了它的痕迹），接着传到亚述—巴比伦人、叙利亚人、波斯湾南部的埃兰人、巴勒斯坦的迦南人，并在公元前1000年通过阿拉米人的语言扩散至东达印度，西至埃及的广大地区。

如果说最古老的文献只有零星的词汇，大部分都是名字，无法连成句子的话（仿佛古人先学会了写字，才知道要写什么），那么到了尼尼微和巴比伦的时代，这些像鸡爪子抓出来的符号已经能向我们讲述《吉尔伽美什史诗》（Ghilgamesh），编纂辞典和图书馆书目，甚至写就一篇关于巴别塔规模的论文（它显然是一座高九十多米的七层金字形神塔）。

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我们可以从前书写时代（或者说前计数时代）一路看着文字发展成楔形文字，可是到了埃及，圣书体虽然一开始有些凌乱笨拙，但仿佛是一蹴而就，并没有更早的原始形态。这是不是意味着埃及的文字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引进的呢？年代的先后顺序（乌鲁克的象形文字和圣书体仅仅相隔了两个世纪左右）也许会支持这个论断，但是埃及的文字体系完全不同。难道它是一种独立的创造？事实大概居于二者之间：埃及同美索不达米亚有着紧密的商贸关系，它们很快就发现苏美尔人会“写字”；这个消息开启了他们的创造力，没过多久就创造出一种具有独创性而且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书写方式。考古学家发现的七十多块公元前3080年的墓碑向我们证明，埃及的圣书体涵盖了21个字母符号（我们的辅音已经全部包含在内）、代表字母群和字谜的符号，以及用于解析其他符号的专用符号。

书写活动在图形和文字之间至少徘徊了两千年的时间，正是这种模糊性使得巴黎大皇宫的展览既有丰富的内容可供“阅读”和学习，在视觉上也赏心悦目。展览上有一块无比美丽的埃及石碑，上面用浮雕描绘了一只隼、一条蛇和一座城市的围墙；这完全就是一幅构图和谐的画作，而不会让人们联想到文字；然而，被围墙包围的城市代表国王，沉思的鸟是荷鲁斯神，国王即是他在人间的代言人，而那条蜿蜒的蛇则代表国王的名字。而其他一些鸟类的浮雕则仅仅是托勒密王国时代的一位设计者为字母U和字母A设计的图案。

甚至在圣书体发展成一套成熟的文字编码体系之后，许多埃及的书写员仍然不愿按照线性的方式书写，而更喜欢创造出有悖逻辑和符号尺寸，但注重整体美感的组合文字。

埃及文字一开始以垂直的方式书写，直到中王国时期才改为从右到左的水平书写方式，因此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以垂直或水平的方式阅读圣书体：于是乎，书写员便开启了智力游戏，将两种阅读方式混合起来，发明了纵横填字游戏！

同一时期，还出现了圣书体雕塑，或者应该说是整体字谜：第十八王朝时期出现了一块密集的石雕，上面紧凑地排列着一条蛇、两只高举的手臂、一个篮子和一个跪着的女人：这画面是什么意思呢？密码学给出的解释（我就不详述了）是这一系列浮雕通过一连串声音而非图像的逻辑表达了意义。

在古埃及的浮雕和墓穴绘画作品中，人物的图形旁会有一列雕刻文字，类似我们今天阅读的漫画书。但最令人啧啧称奇的是，这些总是展示侧脸的风格化人物图形似乎本身就是书写符号，只是尺寸大小有所不同，而圣书体的文字仍旧属于图形的世界。巴黎大皇宫的展览很好地凸显了埃及文字和漫画的相似性，因为它安排漫画家为这些场景制作了现代版本，让场景中的法老和祭祀用僧侣语言沟通，让士兵大声威胁和辱骂，让水手和渔夫互相开着玩笑。

图形的世界没有穷尽，所以圣书体的世界里总是可以加入新的符号：托勒密王国的文字包含了5000多个符号。文字的灵活性也带来了圣书体书写方面的不便，却也给它带来了诗性：在一张从墓穴里出土的莎草纸上，亚蒙神的名字被以五种不同的方式写出，每一种都对应着不同的哲学和宗教内涵。但是圣书体的无穷无尽也使得它无法走出埃及，而楔形文字却征服了整个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