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白鹿原》创作手记（第6/16页）

这是截止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白》书创作欲念萌发时，有关朱先生的生活原型牛才子的全部资料记忆。当这个人物成为《白》书构思里第一个浮出的形象时，我的畏怯心理同时就发生了，这个牛才子的影响太广泛了，我把他写得让人感到不像或歪曲怎么办？没有生活原型的人物尽由我去刻画塑造，读者尽可以指点写得好与不好，却不存在像与不像的事，而朱先生所依赖的牛才子的原型，就构成一个像与不像的很具体的压力，乃至威胁。揣着这样的畏怯心理，我走进蓝田县档案馆，怎么也料想不到的意外惊喜发生了，我借到手的《蓝田县志》，是牛才子牛兆濂先生作为总撰编写完成的，是蓝田县解放前最后一个版本的县志，也是牛兆濂谢世前的最后一部著作，由他挂帅和8个编者共同完成的一部完整的《蓝田县志》。

且不赘述查阅这部县志的诸种收获，只说和牛才子相关的一件事，也是意料不及的重大惊喜。牛总撰编撰家乡《蓝田县志》的总体指导思想，是严格而又严密的史家笔法，一种纯客观的文字叙述，稍一触及便能感觉得到。我发现写到近代蓝田的史实时，尤其作为县志附录的“民国纪事”篇时，对县域境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在用客观的史家笔法记述之后，牛总撰加了几则类似于 “编者按”的小段文字，表述的是牛总撰自己对这些社会或生活事件的看法。读到牛总撰的这几则“编者按”式的附言，我兴奋得忍不住心颤，一个被神化了的牛才子剥除了神秘的虚幻的光环，一个活生生的可触可感的牛才子站在我的眼前。我可以感知到他眼里的神光，也能感知到他出气吸气的轻重缓急，以及沉静里的巨大愤怒。我感到我已切住了牛才子的脉象。我对以他为生活原型的朱先生写作的畏怯心理，就在这一刻被排除，涨起自信和强烈的欲望来。

我后来还搜集到牛才子一些真实事件，其中对我震撼最大的一件事，是他联合了南方北方几位旧知识分子，在上海一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发表抗日宣言 （他称日寇为倭寇），响应者众，可见他的影响绝不局限于关中。他不仅发言立誓抗击倭寇侵略，而且身体力行，要到山西中条山抗战前线去，走到潼关正待过黄河时，被部队派人力劝强拉回来。在民族和国家的危亡时刻，牛才子嫉恶如仇的骨气品格，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民间传闻里的神秘神话的色彩，已是荡然无存，一个铮铮铁骨的老知识分子，巍然如山立在我的眼前。我常常于傍晚时分站存，一个铮铮铁骨的老知识分子，巍然如山立在我的眼前。我常常于傍晚时分站在家门前的灞河堤岸上，眺望河北边七八华里远的一道黄土高崖，高崖下有一个小小的名曰新街的村子，是牛先生的生身和归葬之地。我和他的地理距离不过七八华里，一种天然的亲近把历史时序的距离缩小到几近于无，自然还在于崇敬仰慕基础上的心理贯通。

牛才子是程朱理学关中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对关学派的继承和发展有重要建树的一位学人。关学派的创始者张载，有四句宣言式的语录流传古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无论做学问，无论当官从政，这样的抱负和这样的胸襟，至今读来仍令我禁不住心跳血涌。从这四句语录就可以感知关中学派的精髓，也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我的灞河北岸的老乡党牛才子的精神内质了。我也就可以更切近地理解他冒着生命危险劝说企图反扑已经“反正”（辛亥革命）了的西安的清兵总督，也就理解了他以耄耋之躯亲赴抗日前线驱逐倭寇的举动。然而，到上世纪之初及至30年代，辛亥革命和共产党革命兴起的时候，关学派的某些具体理念的局限难以适应新的社会潮流，在牛才子身上也很难回避。他坐馆的曾经影响甚远的书院很快冷落，弟子走失，红火时曾有韩国留学生。先后有西安和蓝田两家新兴学校聘他为师，他都不能适应而告辞，回到书院编起了县志。我努力理解他在这个急骤的社会革命浪潮里的心态，他的超稳定的心理结构面临种种冲击时的痛苦，等等。

我依牛先生为生活原型，创作了朱先生。朱先生已不再等同于牛先生。道理属于创作常识，前者是生活真人，后者是一个艺术形象；艺术形象从精神心理上已摆脱了生活原型的局限和束缚，给作者以再创造的绝对而海阔的自由空间，把作者的理解和体验浇铸进去，成为我的“这一个”。作者的理解和体验浇铸进去，成为我的“这一个”。

对于朱先生这个人物，我的态度是不做任何注释，由读者和评论家去审判。这也不光是我对朱先生这个人物的态度，而是我对《白鹿原》小说里所有人物的态度，事实是，《白》书发表出版15年来，我基本不做作品人物的解释，只在对某一些访谈提问时偶有涉及。令我感佩的是，大量的评论文章对包括朱先生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物，都有甚为精到的解析和评说，有些甚至超出了我的期待。自然，也免不了一些令我意料不到的评论视角，包括个别误读，我基本能保持平静的心态，当做一种观点来看取，也有鉴示的意义。我在这里想说一下朱先生的“鏊子说”，算是坚守15年不做人物阐释的一次破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