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讲 歪理巧言不是说理（第2/5页）

中国文化中有一种喜好“巧言”的传统，传奇人物包括像东方朔、纪晓岚这样铁齿铜牙、巧舌如簧的，他们的巧言所展现的往往是辩术或诈术，而不是真正的说理。例如，据说有这样一个故事，发生在宋代理学家朱熹与老朋友盛温如之间，故事说，朱熹在路上遇见其友人盛温如提着篮子上街，问“上哪儿？”回答说“上街买东西。”朱熹又问：“为什么不能买南北？”回答说不能，因为按照五行与东、南、西、北、中相配，东属木，西属金，凡属金木类，篮子可盛，而南属火，北属水，篮子不可盛，所以只能买“东西”，不能买“南北”。在这样的辩术中，也有“因为”和“所以”，但并不是说理逻辑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这种辩术也许有文学、娱乐或其他价值，但对公共说理并无实质意义。

我在网上读到过一篇《好辩近乎勇?》的短文，点到了中国人一般“不辩”的特点。这并不是单纯的完全不辩，而是包括两个看似矛盾方面的统一体。一方面是放弃辩论说理，也就是闭口沉默的“不辩”，而另一方面却是纪晓岚式的特别善辩，也就是极其圆滑的“巧辩”。不辩和巧辩都是产生于同一种话语环境，“只有到了无理可讲、无话可说的时候，人们才会祭起‘不辩’的旗子……中国自古就是一言堂的专制国家，朕即真理，一人说了算，看谁不顺眼，拉出去砍了就是了，哪里还用得着辩？那欲辩者嘴还没张开，早就身首异处了。哪像西方那些国家，有了执政党，还要弄个在野党、反对党，被人质疑，还要绞尽脑汁地去答辩，何等的麻烦！我们就从不用那烦人的‘劳什子’”。这话确实对我们了解“说理在中国”有些帮助。

我还曾看到过一本在国内出版的《最实用说话技巧全集：能说会道》，是一本典型的以实用、功利，而不是伦理原则来写的“修辞”书，也可以用来说明“说理在中国”的一些特点。它的前言开宗明义：“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地需要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因此学会说话，掌握一定的说话技巧，就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门学问，话说得好可以成全美事，说得不好就会惹出是非。同样意思的话，说的方式不同，结果很可能截然相反，使用正确的说话方法往往可以事半功倍。本书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囊括其中，让读者们能够随意学习必要的‘话术’，以方便读者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语术’，你需要做的就是翻开本书，充分领略能说会道、打动人心的艺术。”

其中有一章，题为“要有点‘变色龙’的本领”，是这么说的：“一个人要善于说话才会受欢迎，要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物来和人沟通，通俗一点，就是要有‘变色龙’的本领，要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说不同的话……具有‘变色龙’的本领对于一个人的交往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在生活中要注意‘变色’，成为一个受人喜欢的人。”

那么“变色龙”应该怎么做呢？作者有两条建议：“第一，注意观察他人：说话一定要看对象，要根据说话对象的不同情况来确定自己说话的方向。第二，注意观察周围的情况，说话还要看周边的情况，说话要能够恰当地和当时的情景融合到一起，避免说出不合时宜的话来。”结论是：“每一个人同样都有自己的爱好，自己的风格，如果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能够抓住对方的喜好，说别人愿意听、喜好听的话，就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使你备受别人喜欢。”

这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修辞学”：它要人说话先学会察言观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说与大家一样的话，要“合时宜”，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说。至于说话内容的真假、对听者有没有帮助，那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使你备受别人喜欢”。这恐怕正是当今中国公共话语的一般状态。

“屁话”比谎言更有害

网上有一篇某教授的《现代中国必须从对西方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讲话，说现代中国人几乎不会用“自己的理智”去思考，中国的思想界和舆论界也做不到“不需要别人的指引”，都处于对西方启蒙思想的迷信之中。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把中国人从对西方启蒙的迷信中解放出来。

这是一个典型的“乞求问题”谬误论述。乞求问题（begging the question）就是在论证的前提（假设）里偷藏一个不可靠的结论，把一个本来有问题的看法当作确实的结论。“迷信”是个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批评断语，而不是一个客观中性的描述词。没有人会认为“迷信”是对的，说要从迷信中解放出来，谁又能不赞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