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讲 说理的伦理层面（第2/4页）

普遍的文化教养和德性理念不仅是关乎一个人的说话能力，如能说会道、口若悬河、言辞犀利、能言善辩等等，而且更是关乎他的德行、品格和做人的道理。人们看不起刀笔吏、恶讼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些人虽然能言善辩，但却是见利忘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人们对政府或部门的发言人往往也没有好感，认为他们扮演的是传声筒的角色，虽然能说会道、巧舌如簧，但说的都是别人要他们说的话。希腊传统的修辞术是一种特别与演说有关的公共话语，基本上都是实用功能的说理技艺，由“智者”传授，“智者”传授这种技艺是要向学生收取费用的，哲学家看不起智者，觉得他们对学生只教说话的技艺，不教做人的道理。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市井中的修辞和演说术抱有蔑视的态度，对之进行批评。在《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说，真正的演说家必须去了解什么是灵魂及其与神的关系，必须能够了解在现象之上的“相”（Form）。洛勃古典文库版《斐德罗篇》前言说：“要获得这一知识是个艰巨的任务，没有人仅仅为了要说服别人而从事这项任务；必须以一个更高尚的目的，那就是追求自己灵魂的完善和为神服务的愿望，来激励想学习真正演讲艺术者的精神。”对当时在雅典实行的演讲术，苏格拉底深不以为然，认为那不过是做面点师傅的手艺，“我用‘马屁术’这个名词来总结它的实质”。

说理的“诚”与“信”

苏格拉底把演讲术归结为“马屁术”，这也许是愤激之言，因为说理和说服不一定是拍马屁，而拍马屁也不一定总是有说服力的。亚里士多德本着务实的精神肯定了演讲术的公共用途与伦理价值。在《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开头，他指出，城邦政治和文明的生活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类拥有公民美德和逻辑思考的能力，足以区分是非，区分公正与不公正。因此可以确认，人类一般具有充分的智力，可以为合理的论点所打动，有需要也有能力用说理而不是暴力争斗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这种信念是民主政体的根本基础；如果把人类当作没有头脑的一伙，公民政治就没有必要，和平秩序也就没有前途。

这样看待说理技艺有其重要的公共生活意义，而且也关乎当公民和做人的道理。亚里士多德把演说分为三种：议事演说（未来之事）、法庭演说（过去之事）、公民大会的展示性演说（当下之事）。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人们用话语，而不是武力影响别人，解决争端。这时候，用语言说服别人就成为公民责任。只有用话语来维持和维护和平的社会人际关系，非暴力的社会秩序才能长久存在。

在雅典，公民争取其他公民的尊敬和赞同，离不开说话和听别人说话，使用语言的技巧和能力这才成为许多人学习的公共需求。说话还关系到话语规则。历史学家波纳（R. J. Bonner）在《雅典民主面面观》（Aspects of Athenian Democracy）中指出，在雅典，对于公共场合的说话行为是有规范的，“大家要是认为谁的行为不荣誉，他就会失去说话的资格……他并不会因为说话不当而被起诉，但如果失去资格后继续在公民大会上发言，就可以起诉他”。学习说话的修辞技巧不仅仅是要变得能说会道，而且还要遵守话语的公共规则。学习说话是一种相对高等的教育，它使人们变得有能力在良好的社会秩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说话技巧不可能与说话者的心态和目的分开，而说话者是否能以无私的心态和以利他的目的说话，却是一件很难证实、很难确定的事情。所以，人们对修辞总是既感到需要，又有所提防。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质就是质朴，文就是文饰，史就是虚浮不实。孔子是说，文饰多于质朴，就会流于虚浮，懂得说些漂亮的门面话，甚至引经据典装饰，因而缺乏一份真诚的心意。孔子还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说话不能不借助修辞，但是，过于借助修辞，却会令人生疑，怀疑说话者是否由于说话不能动人以诚，才特别需要依靠技巧；是否因为说话的其他因素（动机、用意、目的）有所欠缺，才特别需要用修辞来掩饰。久而久之，修辞便有了巧言令色、诡辩、强词夺理等负面含义，注重技巧，尤其是过分注重技巧的修辞，便成为一种有道德瑕疵的语言行为。

人们对修辞的戒备不是没有道理的。修辞造成情绪的激动，诉诸情感多于理智。听话的人因被打动而被说服，这种赞同往往与接受真实信息，并认真思考有所不同。这也是柏拉图讨厌修辞的原因，他和苏格拉底称善辩的智者是强词夺理、制造假象的魔术师，他们自己要运用的是论辩术（dialectic），要把论辩纳入真正符合逻辑思维的轨道。对于修辞形成“公共看法”（公共舆论）的作用，柏拉图不以为然，他既不喜欢“看法”（因为“看法”不是“事实”，也不是“智慧”），也不喜欢“公共”（公众应当由具有智慧、美德和知识的哲人王统治），柏拉图认为，那些冒充“智者”的诡辩家或蛊惑者很容易用语言操纵公众，让他们失去理智，牵住他们的鼻子，使他们盲目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