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间人（第6/11页）

“我已经向江主席、向中国人民道歉。但我认为，区分开一个酿成悲剧的错误和一次蓄意的种族清洗，是非常重要的。”

次日中午，中国国家电视台的新闻报道播放了克林顿道歉的片断。然而当克林顿说完“向中国人民道歉”，后面的就被剪掉了——没有提到任何关于“种族清洗”的内容。12日，美国大使终于可以走出大使馆。那一天，3名遇难者的骨灰被送回北京。电视新闻从机场开始：庄严肃穆的音乐，一脸悲伤的官员，泪流满面的亲属。中国媒体从愤怒转向了悲伤；最后，这件事终于成为过去。新华社——中国政府的英语新闻机构，出现了这样一条新闻：

北京（新华社）——中国革命博物馆负责人马军海（音）今天说，上周五由美国领导的北约所策划的炸弹袭击中丧生的三名中国记者，他们的遗物将由博物馆收藏。

“这些东西确实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它们有着非常大的教育意义。”他说：“……这些遗物包括浸透了血的棉被，书包，钢笔，笔记本，还有录音机。《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翟惠生，今天给我看了他那两名丧生同事的书包。那书包仍然散发出强烈的火药味道。”

我不喜欢离开记者站回家去。每天晚上，我都尽量在记者站里拖延时间，尝试找到一种分散精力的途径——再看一个新闻节目，再读一个新闻故事。但事实摆在那儿：对于这份500美元一个月的工作，我只能花掉有限的时间。而我那200美元一个月的公寓房间，同样有它的限制：没有电视，没有空调。那个厨房小得用不了；我又没有从美国带什么书来。无论我愿不愿意，我都必须要在户外呆很长时间。

吃饭是其中最难受的一件事。在中国，过去我总是喜欢到便宜餐馆去，那儿有种亲切感；我也喜欢泡在面店和茶馆里，这是我学习中文的一种途径。但是我现在学会了一种新的肢体语言：我总是低着头，摆出一副笑脸，试着让自己看上去很友好。所有人跟我说话，我都点头；即使是最莫名其妙的话我也一样。有时，人们会说到台湾问题，他们也念念不忘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还有各种外国势力过去如何侵犯中国。有些中国人对我说，美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因而它也缺乏道德基础。每当有人问我国籍时，我都诚实地回答他们——我打算在这儿住下去，任何的谎话都可能给以后带来麻烦。

我主要是去雅宝路上的餐馆吃饭，这儿是记者站到我家的必经之路。雅宝路是俄罗斯人的地带——从前苏联和中亚地区来的商人都聚集在这儿，做批发服装的生意，这些服装都是中国工厂制造的。对于一个希望避免受到关注的白人来说，雅宝路在我家附近的一带是最好的选择。但我也并不能轻易地混入人群之中。大部分俄罗斯人身材高大魁梧，虎背熊腰，往往鼻子是歪掉的，很显然是以前被打断过。他们的眼窝像被什么重东西压得直下陷——可能是生意上的压力，可能是伏特加酒的后劲。他们把现金装在一个塑料小袋中，用皮带捆扎在鼓鼓囊囊的肚子下。

这一带主要是俄罗斯商人的交易地区，然而也有其他的少数民族在雅宝路出没。这儿多数的餐馆和商店都是汉人开的，还有一些是当地的穆斯林开的。在轰炸事件过后，我发觉这些穆斯林开的餐馆是最安全的地方，如果中国人在那儿吃饭，他们故意来找麻烦的几率要小很多。而穆斯林大概不会对北约在科索沃的军事行动感到愤怒。

有一天晚上，我走进了一家小小的穆斯林饺子馆。当我走进去的时候，里面吃饭的人中止了谈话。有三张桌子坐的是汉人，另外一张坐了两个维族人——维族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基本上信奉穆斯林教，起源于新疆的西部。我大概认得其中的一个维族人；过去我曾在附近的其他餐馆碰见他，但除了一句简单的“你好”，我们就没说过什么了。在雅宝路有很多维族人，通常他们做贸易的中间商。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说，有些维族人看起来就跟我一样，都像外国人。

我一个人坐下来，叫了些水饺和一瓶啤酒。女服务员拿着啤酒瓶和那一碟水饺走过来，向我微笑。没过多久，就有一个中国人说：“你来自哪个国家？”

我回答了他，然后所有人都抬起了头。发问的那个人继续问道，为什么美国人必须要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另一个吃饭的人开始说起关于鸦片战争的事。还有一个人开始喋喋不休，说的就是那个无法避免的话题——科技。

“既然美国是这样发达的一个国家，它怎么可能说此次轰炸是一桩意外呢？”他说。“他们竟然宣称是用了一幅旧地图的缘故——岂有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