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K 遗失的字母表（第6/8页）

改革委员会把汉字的简化形容成“最初的改革阶段”。他们仍然希望引入字母体系，但看起来毛泽东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考虑各种方案。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那几年的乐观主义走到了尽头。 1957年4月，共产党发起了“百花齐放”运动，邀请知识分子畅所欲言，鼓励他们说出批评性的意见。结果所得到的反响非常强烈：几千个中国人对各种议题公开进行了评论。文字改革成为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的一个攻击目标，几十篇评论出现在大众媒体上：

汉字是团结我们人民的一种工具……我们人民能继续保持团结一致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汉字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

拉丁字母并非我们国家的产物……如果我们把中文拉丁化，那么我们就是为拉丁文打天下而已！

我们的国家是个民主国家，施行和平政策；我国要采用历史上富于侵略性的拉丁文，这么做并不正当……若是中国有某件事物不如外国，中国人民就会觉得自己的一切都不如外国。

在“百花齐放”运动之前，陈梦家并没有积极参与文字改革的辩论。他所在的部门——考古研究所是独立的，这个甲骨文学者并没有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然而在新的畅所欲言的气氛底下，各大公众媒体上都忽然出现了陈梦家的评论。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我们在3000多年以后仍然使用汉字，肯定是有其客观原因。”在《人民日报》：“这似乎是一种新的教条主义，有些人把领袖的话当做金科玉律，却置实际于不顾。”陈梦家控诉举报别人政治错误的风气；他还评论道，很多官员对其管理的领域所知甚少。他提议共产党应该有更多的幽默感。他说：“我非常不喜欢教条。在我的文章里，我极少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句。”在一份公开发表的演讲稿里，他表示：

我认为，今天的“百花齐放”运动，是再好不过的时机，让我们对汉字的未来坦率地进行讨论。我要毫无保留地说出我的意见……

我们使用汉字已经有3000多年了，它们并没有什么不妥……过去洋鬼子们说，中国的语言很糟糕。现在，更多的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他们头脑更开放，已经不再那么说了……

最近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引发了一些风波。我愿意挑起这样的麻烦，因为我想做出贡献……我预言，我们在今后的许多年内仍然会使用这些汉字，我们应该把汉字当做有生命的东西，好好对待它。汉字是我们的文化遗产。

许多年后中国人仍然继续使用汉字——这一点他对了；这是坦率说出看法的再好不过的时机——这一点他错了。5周以后，毛泽东终止了“百花齐放”运动，很快它就被另一个新运动所取代：反右派运动。到1957年年末的时候，有30万知识分子被贴上了“右派分子”的标签，其中很多人被关进了监狱，或送到了劳改营里。一家曾经发表过陈梦家意见的报纸，如今印着饱含愤怒的标题：

批评陈梦家

驳斥右派分子陈梦家的谬论

继续追捕和抨击右派人士：批评陈梦家和关锡

一篇文章里宣称：“右派分子陈梦家是一株毒草……永远不能让它扎根在土壤中。”另一篇文章形容他是“有阴谋诡计”的“牛鬼蛇神”：“为什么所有年代的反革命都憎恨简化汉字呢？他们真的想回到古代吗？”有人写道：“陈梦家仍然在拾人牙慧，他把西方资本主义汉学家所说的只言片语当成宝贝。”就是在1957年的这场反右派运动中，李学勤发表了文章，批评了陈梦家的经典著作。

而陈梦家这一方则是沉默。当局把这位甲骨文学者送到了商朝文化的摇篮——河南省，要他在那儿通过体力劳动进行改造。随后的五年，他被禁止在中国国内发表任何文章。

和尹斌庸谈过话以后，我爬了3层楼梯，这位文字改革者的年龄则增加了8岁。王均今年80岁，我提到陈梦家时，他露出了笑容。“战争年间，他是我的老师。那时候我们在昆明。”王均说。“他教的是青铜器上的刻文。那个班很小，只有三个学生。他就像我们的兄长一样。”

在存放报纸的档案室里，我收集了好些关于陈梦家的批评文章。我把它们拿给王均，问他还记不记得这些文章的作者。他翻了翻那些报纸，告诉我好些人明显是用的笔名。随后他认出了其中两个作者的名字：一个是南京的音韵学家，一个是福建的语言学家。这两个人都去世好多年了。

“你不用为这些批评报道费心。”王均说。“那些年代，人们所说的和所写的都不能算。他们没有自由。如果共产党想要批评谁，那么人人都必须批评他。那一年我也受到了批评。百花齐放运动时，我发表了一个评论，后来我的单位为此开了一个特别大会，专门批评我。甚至不认识我的人也必须要在会上发言。那些抨击我最厉害的人，我现在都不太记得了。我不恨他们。所以，你不需要关心是谁写了那些批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