蜘蛛（第3/6页）

他抓住她，把她推向主卧室。她走得跌跌撞撞，结成一缕缕辫子的头发盖住了她的脸，硕大的乳房在灰色的毛衣下晃动。

“别管我，别管我，让我看白得发亮的奶牛。”她一边叫一边跟他扭打。

每次她话音一起，父亲就会大叫一声：“闭嘴！”

父亲推着她往前走，她的声音越来越尖锐。恩肯看见他们扭打又哭了。奥班比伸手抱她，但她一边踢他，一边叫着妈妈，哭得更大声了。父亲把母亲拖进他们的卧室，锁上了门。他们在里面待了很久，说话声断断续续地传出来。终于，父亲出来让我们回卧室。他说他要去给我们买面包，叫戴维和恩肯跟我们待一会儿。当时大概是傍晚六点。两个小的同意了。然而，我们一锁上房门，就听到外面传来脚拖过地面的声音和门撞到墙上的声音，还有狂乱的叫喊声：“埃姆，别管我，别管我，你要拉我去哪儿？”与之相伴的是父亲沉重的喘息声。然后，大门发出一声巨响，关上了。

母亲消失了两个星期。后来我得知，她像危险易爆材料一样被藏起来——藏进了一家精神病院。她的思维极度混乱，对已知世界的感知被摧毁殆尽。她的感官变得特别敏感，病房里时钟的走动声在她听来比钻孔机的噪声还要响，老鼠朝她爬过来的声音就像许多钟被同时敲响。

她患上了极具破坏性的黑夜恐惧症。每个夜晚都会孕育出无数恐惧，萦绕在她心头。大块头的东西缩小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细小的东西却膨胀成了庞然大物。长着又长又大带刺茎秆的阿沙拉树叶活了过来——凭借超自然力量每分钟都在变得更大——突然包围住她，慢慢地挤压她，直到她消失。她在幻觉中看到这种植物，相信自己身在森林中，这些幻觉折磨着她，她开始产生更多幻觉。一九六九年内战期间，她的父亲在比夫拉前线作战时被炮火炸成了碎片，如今他常常在她的病房里跳舞。大多数时候，他高举着双手跳舞——身体还是战前的模样。其余时候——这种时候她尖叫得最响——起舞的是他战时或战后的身体：一只手还能动，另一只手变成了血淋淋的残肢。有时候，他会亲昵地叫她一起跳舞。然而，在所有幻觉中，蜘蛛入侵所占的比例最高。到她住院的第二个周末，她周围的蜘蛛网被清理得干干净净，所有蜘蛛都被碾成了碎片。每碾死一只蜘蛛，在墙上留下一个黑点，她离康复似乎就近了一点儿。

她不在的日子，我们过得很艰难。恩肯几乎是一刻不停地哭，谁安慰都没用。有好多次，我试着唱歌给她听——唱母亲常给她唱的摇篮曲，但根本没用。哥哥也试过，但都像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一样徒劳。17一天早上，父亲回到家，看到恩肯无助难过的模样，宣布会带我们去看母亲。恩肯马上就不哭了。出发前，自从母亲走后就一直为我们做饭的父亲做了早饭——面包和煎蛋。吃完早饭，奥班比跟他去伊巴夫家的院子里打了好几桶水——我们家的井自从波贾被人从里面拉上来之后就一直锁着。接着，我们轮流洗了澡，换了衣服。父亲穿了一件宽大的白色T恤，领子已经洗得发黄了。他的胡子已然十分茂盛，让他看起来跟之前判若两人。我们全都上了车。奥班比坐在前排，戴维、恩肯和我坐在后座。他一言不发地锁了家门，摇下车窗，发动了引擎。

他默默地开车通过我们家所在的街道。那天傍晚，街头熙熙攘攘。经过庞大的体育馆时，我们看到泛光灯全打开了，无数尼日利亚国旗在飞扬。我一向景仰的奥克瓦拉吉的雄伟塑像赫然耸立在这片城区。我凝视着它，注意到它头顶停着一只貌似秃鹰的漆黑的巨鸟。离开我们家所在的街道后，我们沿着一条两车道的公路右侧行驶，直到路肩旁边的空地上出现了一个小型露天市场。我们的车慢下来，小心翼翼地驶上一段土路。一只死鸡倒在路边，身体被压扁了，羽毛散落一地。几米开外，我看到一条狗把头埋进一只划破的垃圾袋里，吃得正欢。从这里开始，我们的车汇入了重卡和半挂车的车流，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开才行。通往露天市场的岔路两旁，乞丐们像仪仗队士兵那样站成两排，用手上的纸板诉说着他们的困境——“我是瞎子，帮帮我”，或者是“烧伤病人劳伦斯·奥乔需要您的救助”。我认出了其中一个，他是我们那条街上的常客——教堂外面、邮局周围、我们学校附近、市场上都有过他的身影。此时，他正趴在一块小小的带轮子的板上往前移动，双手套在破旧的人字拖里。过了翁多州立无线电视公司，我们的车笨拙地汇入了阿库雷市中心的环岛。环岛中间有一组塑像，是三个男人在敲打传统的讯息鼓。塑像下面的混凝土浅盘里，仙人掌在同矮小的杂草争夺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