谵妄的执迷（第3/4页）

参观一下这间病房好吗？不、住进来！

契诃夫在《小公务员之死》发表十年之后（1892）创造了另一个伊凡·德米特里；只不过这一次的伊凡不姓“蛆虫”，姓格罗莫夫，他是一个苍白、清秀、愁苦、乐于助人、“显现文化修养”以及“眼睛射出热情而健康的光芒”的年轻人，因患有被迫害妄想症而和另外四个疯子一起住在六号病房里。《第六病室》，一部和《没意思的故事》差不多篇幅、在契诃夫的千余篇小说中属于较长的作品。这一个伊凡正是契诃夫的化身，正如另一角色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医师是托尔斯泰的化身一样。《第六病室》表面上的故事——安德烈医师如何服膺“托尔斯泰主义”的道德精神而终至为人构陷而被褫夺职务，打成病号，终至受虐而死——其实乏善可陈，契诃夫此作无非是要借由一个被视为精神病患者（伊凡/契诃夫）的谵妄来指点甚至责备贵族学问家（安德烈/托尔斯泰）的哲学信仰和宗教情操。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第十一、十二节。病房里医生和患者的一次讨论机锋之后，患者表示：“我认为我在各方面都比您高明，比您在行，您不配开导我。”医生则以为：“我多么厌恶那普遍存在的狂妄、平庸、愚钝。我每次跟您谈话却又多么高兴！您是聪明人，我感到跟您在一起很快活。”（以上第十一节）接下来，安德烈“开始发觉四周有一种神秘的气氛。杂役、助理护士、病人等，一遇见他就用疑问的目光瞧着他，然后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这段描写无疑在暗示：安德烈果真受了伊凡的影响，有了受迫害妄想症的征状——然而，且慢！这究竟是医师自己的谵妄？抑或也仍是客观事实的一部分呢？非仅此也，安德烈还开始用种种暗示“劝人戒酒”，“无缘无故建议他（同事霍包托夫）服用溴化钾”。

溴化物、巴比妥盐和酒精会引起短暂的兴奋，这已经是现代精神医学上的一个常识。这种征状在表现上和谵妄并无二致：人的警觉性降低、丧失判断力、多话、疲倦、震颤发抖以及自主神经系统的过度活动（瞳孔放大、心跳加速、汗量增多）乃至知觉障碍等等。那么接下来的情节再可预期不过：六号病房总有一角在等待着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医师，这位高贵的学问家此后可不是来巡房参观的，他终将体验什么是“真正的生活”！

始终坚持面对事实、面对真正的生活的契诃夫在中期以后自然不会“用莫名其妙的死亡结束莫名其妙的疯狂”，他的手法脱离了喻此指彼的超现实象征，故事也就不会安排欧莲卡去卧轨；可爱的女人更巨大更深切的悲哀是：活在自己的执迷之中，无法遁逃。生命对她而言正是一个连出去散散步也不允许的六号病房。契诃夫式的写实主义与托尔斯泰式的写实主义的基本分野便在这里：契诃夫并非更多更细地掌握了客观现实或人生真相，而是他花了更大的力气去控制自己对道德或宗教的执迷。于是他才能看见卑微小人物之所以卑微的原因，以及高贵学问家堕落于“议论过于丰富”的底细。

“新生活”打来了！

在一个小说家眼里，他所关心的国家、社会或者乡土上如果出现了安德烈医生所谓的“普遍存在的狂妄、平庸、愚钝”而令人非常厌恶的话，他总有机会透过作品营造一个疯人院——哪怕那儿没有医生、病房、栅栏、消毒药水和l化物。这里有一个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作品的例子。我只简述一个背景和三段对话。

1934年2月19日，国民政府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要从国民基本生活之改善着手，“使一切食衣住行的生活方式都能合乎礼义廉耻的原则”，“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见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到1936年，这个运动推广到湘西偏远地区的时候，一群根本不知“新生活”为何物，误以为它和“中央军”、“共产党”一样是个势力团体的农民如此说：

妇人搭上去说：“大哥，我问你，‘新生活’快要来了，是不是真的？我听太平溪宋团总说的，他是我舅娘的大老表。”

一个男的信口开河回答她说：“怎么不是真的？还有人亲眼见过。我们这里共产党一走‘新生活’又来了。年岁虽然好，世界可不好，人都在劫数，逃脱不得。人说江口菩萨有灵有验，也保佑不了！”

……

那男子见妇人认真又担心神气，于是故意特别认真地说：“怎么不从这条路来？他们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我听高村人说，他船到辰州府，就在河边眼看到，‘新生活’下船，人马可真多！机关枪，机关炮，六子连，七子针，十三太保，什么都有，委员司令坐在大白马上，把手叉着那么对民众说话……诸位同胞，诸位同志，诸位父老兄弟姐妹，我是‘新生活’，我要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