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说与张叹（第2/3页）

说得更彻底一点：韩子云之所以不让他的读者看到太多、太细、太具体的海上之花，正是为了他心目中的理想读者得以听到那花丛间轻轻的开落之声。至于根本听不懂的客省人呢？“性落拓，不耐拘束”（松江颠公《懒窝随笔》语）的韩子云也根本没想让他们懂。这是认真搞方言文学的作家不搞革命的佐证，他们的字典里不是没有京语，只是没有“提倡”、“发动”、“通行”、“风行”、“大众”这一类的词汇。他知道他为何而写，为谁而写。

运动家比小说家着急

胡适不是小说家，不能体贴小说家当行本色的讲究。可是身为一个新时代语文运动和教育的推动者，为了强调“除了京语文学之外，吴语文学要算最有势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学了”，胡适不只说出“江南女儿的秀美久已征服了全国少年的心”这样的怪话，还刻意把《海上花列传》置诸《儒林外史》之上，认为前者的结构“实在远胜于《儒林外史》”，因为《儒林外史》“是一段一段的记载，没有一个鸟瞰的布局”、“只是一串短篇故事，没有什么组织”，至于《海上花列传》“却有一个综合的组织”。可是胡适在论证上，居然把《海上花列传》比之于《史记》的“合传”，以为“合传”之体，须使传中各人互有关系，不可只是“汇编”在一起；胡适说到胆大处，甚至从而臧否起《史记》来。他表示：《魏其武安侯列传》因为文中人物相互有关（同一时代）便优于《滑稽列传》，所导出的荒唐结论居然是：“这种地方应该给后人一种教训：凡一个故事里的人物可以合传；几个不同的故事里的人物不可以合传。”如此一来，非但孔、孟不应合传，鲁智深和李逵、贾宝玉和尤三姐恐怕都不该出现在同一本书里了。

之所以胶柱鼓瑟若是，恐怕跟胡适一再主张的“布局”（《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有谓：中国文学……除了几首实在好的诗之外，几乎没有一篇东西当得“布局”两个字）有关之外，显然还出自一个运动家深沉的焦虑——为了让《海上花列传》不至于因其只能诉求一隅之地的读者而湮没不传，运动家胡适不得不独沽一味，立异鸣高，竟致昧于理解《儒林外史》里不断离题（digression）的美学，其实与胡适自己所声称的“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的西洋文学作品中许多的经典又是多么地神似。胡适能那样推崇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0—1400），又怎么不明白他的“合传”论决计会使《坎特伯雷故事集》变成比《海上花列传》还要劣一等的反面教材呢？

着急起来胡言乱语的运动家并未能借助于翻案扬灰的动作让海上之花得享百日之红，否则不至于在半个世纪之后还要劳张爱玲的大驾把它重新用国语译注一通问世。

悄悄地又死了一次

张爱玲在这本分成上、下册，各自题名为“海上花开”和“海上花落”的“译者识”中立下一道质疑：

胡适指出此书当初滞销不是完全因为用吴语。（按：胡说的另一个解释是它富有文学的风格与文学的艺术，非“一般读者所能常识”）但是到了二○、三○年间，看小说的态度不同了，而经胡适发掘出来，与刘半农合力推荐的结果，怎么还是一部失落的杰作？

又在“译后记”中尝试作了解答：

上世纪末叶久已是这样了。微妙的平淡无奇的《海上花》自然使人嘴里淡出鸟来。它第二次出现，正当五四运动进入高潮。认真爱好文艺的人拿它跟西方名著一比，南辕北辙，《海上花》把传统发展到极端，比任何古典小说都更像西方长篇小说——更散漫，更简略，只有个姓名的人物更多。而通俗小说读者看惯了《九尾龟》与后来无数的连载妓院小说，觉得《海上花》挂羊头卖狗肉，也有受骗的感觉。因此高不成，低不就。当然，许多人第一先看不懂吴语对白。

到了这“译后记”，张爱玲又委婉地指出方言文学推广不动，这是把皮球踢回了胡适所不肯正视或视而不见、见而不承认的问题上，那个问题的本质隐含着“方言文学”与“推广”之间的矛盾——一旦“推广”得以成功，那便是“国语文学”了，何必曰“方言”？既目之为“方言文学”，则何庸向不识其音、不辨其义的客省人“推广”为？

张爱玲同时也在“译后记”中“藏闪”（韩子云自道其技法语）了她对五四运动“进入高潮”的微词。表面上，她说的是《海上花列传》比西方长篇小说显得欠缺胡适所谓的“布局”（这一点又刚巧与胡说相抵牾）；骨子里，她说的却是《海上花列传》没能跟上新文艺学步于“西方名著”、“另起炉灶”的大潮。在那一次的大潮里，除了生猛引进的写实主义、象征主义、心理分析、进化逻辑、问题戏剧（其间不少皆由胡适品题核可）之外，还有一些只有纲领却欠缺实质的技术主张。就拿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一谈再谈的布局来说罢，他苛责了《儒林外史》，贬辱了《广陵潮》和《九尾龟》，顺势把学《聊斋志异》的笔记小说也横扫一通，称它们不知布局，不知结构，又不知描写人物。至于“懂得”布局的作品示例，居然是杜甫的诗《石壕吏》和东汉时代的古诗《上山采蘼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