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建设未来（第10/13页）

有理由认为，尽管同样以盈利为动机，但员工拥有的公司将保持较高的道德水平。在传统的雇佣制度下，人们并非为了自己的目标而从事某项工作，他们需要用自己的专长实现雇主的目标。你也许并不赞同自己工作的目标，你甚至并不知道什么是自己工作的目标，但你并不能对此发表意见，这不是你应该关心的问题。如果你的工作是想方设法扩张市场、提高利润、避开媒体的关注，那么很可能你不应该从道德的角度考虑这些问题。你的任务是用自己的专长实现其他人的目标，你不仅不需要负责制定目标，甚至也不需要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行为负责。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人们经常声称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自己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著名的米尔格拉姆试验表明，即使在被要求做出非常糟糕的事情时，我们依然非常有可能服从命令。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进行的这项以“学习”为内容的试验表明，每当试验中的“学生”答错问题时，参与试验者总是愿意对“学生”施以残忍的、乃至危及生命的电击。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受到了一名身着白色大衣的试验人员的要求。即使听到了“学生”遭受电击后发出的惨叫，参与试验者也依然会服从命令。

然而，在由员工拥有和掌控的公司里，员工重新拥有并掌控了自己工作的目标。如果你知道某种设计或制造程序会损害儿童的健康，你会希望作出改变，并且咨询同事们的意见。你将不再感受到无法畅所欲言的压力，你也无法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处理这一问题，同时你也不必担心提出令人难堪的问题会令你面临丢掉工作的危险。尽管实行员工所有制的公司难免也会做出对社会不利的举动，但至少它们会使得此类行为的数量有所减少。

自由与平等

冷战期间，人们似乎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自由与平等是不可兼得的。苏联和东欧的国有经济体制似乎表明，只有以牺牲自由为代价，才能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这一冷战意识形态造成的沉重代价在于，美国放弃了致力于平等的悠久传统。对潘恩这样建国初期的美国人而言，如果没有平等，是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的。奴隶制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奴隶既不享有平等，也不享有自由，只有平等才能让人们免受专断权力的侵害。“无代表，不纳税”、“无代表，不立法”这两项历史性的要求就表明了这一原则。美国《独立宣言》指出，所有人都生而平等，并且享有自由这一不可让渡的权利；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者同样将自由、平等、博爱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许多民主思想家都指出，自由与平等是可以互补的，这其中就包括了社会哲学家伦纳德·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他认为所有领域的自由都要以平等为前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机会平等，以及契约各方的平等。

如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并非体现了自由和民主，而是否定了自由和民主。除了极为富有的人之外，谁还会愿意给予公司高管和金融界精英上百万美元的红利，与此同时令那些从事着至关重要、有时并不令自己感到愉悦的工作（例如照顾老年人、清扫垃圾、提供应急服务）的人无法获得合理的收入？事实上，正是由于民主被排除出了经济领域之外，不平等才会变得如此严重。因此，我们需要将民主延伸到工作场所之内。从员工所有制、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作制，到员工代表制，我们需要尝试各种形式的经济民主措施。

顺着技术大潮前进

黛安·科伊尔（Diane Coyle）在《失重的世界》（The Weightless World ）一书中指出，尽管在二十世纪，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都提高了20倍左右，但世纪末产品的总重量与世纪初大致是相同的。她还指出，在1990至1996年间，价值一美元的美国出口品（经历了通货膨胀调整）的平均重量减轻了一半。失重这一现象部分地源自服务部门和“知识经济”的兴起，但同样也和技术变革和小型化趋势有关。许多现代消费品所消耗的物质资源的重量都要比以前更轻，这将有利于保护环境。此外，导致失重这一现象的潜在原因对于促进平等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经济学的入门课程对“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进行了区分。固定成本指的是工厂的建筑、机器等成本，边际成本指的是每多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品需要投入的成本。传统上，边际成本主要由额外需要的劳动力和物质成本构成，因为并不需要再对设备进行额外投入。经济学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性市场中，产品价格将降至与边际成本相同的水平。如果价格高于边际成本，那么通过生产和消费更多产品，生产商依然能够赚取少许利润；如果价格低于边际成本，那么生产哪怕一件商品的成本也会高于销售该商品能带来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