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41/141页）

十月中旬时他又来了。我听到外面有人说我的名字时正挺着身子躺在铺位上做白日梦呢。我走到甲板上时看见他坐在一堆东西中。好久不见了，莱伯特，他说。我走过去说你好，然后两人都点上烟。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有点轻淡的雾气，附近没人。我想，大家都上拉欧尔酒吧了吧，能听到远方一只船装货时绞盘发出的声音。我们去吃点早餐吧，他说。好的，去吃点早餐，我说。但我们谁也不动。我们看见一个人从防波堤那儿向我们走来。贝拉诺微笑起来。操，他说，是乌里塞斯·利马。我们一声不响等着他，直到这人走到我们这儿。乌里塞斯·利马比贝拉诺矮一些，但更结实。他像贝拉诺一样肩上扛一个小包。他们一看见对方就开始用西班牙语聊起来，他们打招呼、彼此问候的样子显得很随意，很平常。我告诉他们我要去拉欧尔酒吧了。贝拉诺说好的，我们稍后就来，我撇下他们在那里聊着。

伊索贝尔号船上的员工全都在酒吧里。他们看上去表情阴郁，完全有理由如此，但照我说当诸事不顺的时候如此沮丧反而是雪上加霜。于是我走进去，打量了一番都谁在，大声开了个玩笑，或者逗他们一乐，然后要了杯咖啡和一个羊角面包、一杯白兰地，开始读起前一天的《解放报》，弗朗索瓦经常读这份报，读完后就扔在酒吧了。我在读一篇写扎伊尔共和国的余余这个地方的文章时，贝拉诺和他的朋友走进来了，向我坐的桌子走来。他们要了四份羊角面包，那位失踪的乌里塞斯·利马把四个全吃了。他们又要了三份火腿和干酪三明治，给了我一份。我记得利马的声音有些奇怪。他的法语讲得比朋友好。我忘记我们都谈了什么，也许谈了扎伊尔的余余，我只知道在谈话途中贝拉诺问我能不能帮利马找份工作。我想笑。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都在找工作，我说。不，贝拉诺说，我说的是船上的活儿。伊索贝尔号？可我说的就是伊索贝尔上的员工在找工作啊！我说。这样啊，贝拉诺说。这得有空地啊。其实，有两个伊索贝尔号上的渔工在佩皮格南找了份建筑的活儿，这份工作至少让他们忙碌一个星期。我们得跟船长谈谈，我说。莱伯特，贝拉诺说，我相信你能帮我朋友找份工作。在船上没多少钱，我说。但至少能提供一张床铺，贝拉诺说。问题是，我怀疑你的朋友懂不懂打鱼和船上的事儿，我说。他当然懂了，贝拉诺说，不是吗，乌里塞斯？懂得很多，乌里塞斯说。我坐在那儿望着他们，因为显然不是实话，只要看看他们的脸就知道了，可是后来我又自问，我是谁居然对别人的事儿如此肯定。我从来没有去过美国。我怎么知道那边渔民们的情况呢？

当天早晨，我就去跟船长说了，我说带来一个新船员给他，船长说：好啊，莱伯特，给他住阿米多的铺，但只能住一星期。我回到拉欧尔酒吧时贝拉诺和利马的桌上放了一瓶葡萄酒，这时拉欧尔端出三盘鱼汤。这是非常普通的汤，但贝拉诺和利马还说法国菜做得多好。我不知道他们是跟拉欧尔或者自己开玩笑呢，还是当真的。我想他们是当真的。接着我们开始吃炸鱼沙拉，然后又来老一套了，恭维厨师，沙拉多棒，普罗旺斯沙拉多经典，显然这样说让这胡西雍人脸上挂不住。可拉欧尔挺高兴，而且毕竟他们付的是现金，他还要怎么样呢？后来弗朗索瓦和玛格丽特进来了，我们请他们坐一起，贝拉诺给每个人要了份点心，又要了瓶香槟，但酒吧没有香槟，他只好又要了瓶葡萄酒，在酒吧的几个伊索贝尔号上的渔民凑到我们这桌来，我把利马介绍给他们。我说：这家伙就要跟我们一块工作了，他是墨西哥来的水手，是的，先生，贝拉诺说，帕茨库阿罗湖的漂泊的荷兰人［30］，那几个渔民向利马打了个招呼，握握手，他们会觉得利马的手有些怪，显然不是渔民的手，你立刻就能觉察出来，但他们的想法大概跟我差不多，谁知道一个遥远国度的渔民的手是什么样呢。查普特派克湖畔小屋的灵魂垂钓者，贝拉诺说，就这样聊到下午六点，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后来，贝拉诺付了账，跟每个人道别后就去科里欧雷了。

那天晚上利马跟我们一起在船上睡了。第二天天气很糟糕。天亮时乌云密布，我们花了一早上和半个下午的时间整理设备。利马被安排去清理货舱。底下的味道实在难闻极了，我们都避着这活儿，死鱼臭气刺鼻，能把人给熏倒了，但那个墨西哥人硬是坚持下来。我想船长是在考验他吧。他让这个墨西哥人去清理货舱。我对这个墨西哥人说：假装在干着，然后两分钟内回到甲板上。可利马下去后在那儿一待就是一个多小时。吃午饭时，皮莱特做了鱼排，利马不想吃。吃吧，吃吧，皮莱特说，可利马说他不饿。他坐下歇了会儿，离我们远远的，好像担心如果观察我们吃饭会呕吐，后来他又回到货舱了。第二天，早晨三点的时候，我们起航出海了。几个小时后我们才发现利马压根就没有船上生活经验。只希望他别掉进海里，船长说。大家都望着利马，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却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同时又看着已经喝醉的皮莱特，我们只好耸耸肩，并不抱怨，但我相信那时他们都挺嫉妒两个在佩皮格南设法找到建筑活儿的工友。我记得那天天色阴沉，夹带着雨的云从东南方翻滚过来，但接着风变了，乌云升起来。十二点时，我们开始收网，其实里面什么也没有。午饭时我们所有的人苦恼极了。我记得利马问我这样的情况有多久了，我告诉他至少有一个月了。皮莱特开了个玩笑建议我们放火烧了船，船长说如果他再听到这样的话，就把他揍得两眼发黑。后来我们又把船向东北方向开去，下午时我们又在一个地方撒下网，以前从来没有在那里打过鱼。我记得，除了皮莱特我们谁也没有太把它当回事，他那时已经彻底醉了，在控制室里胡言乱语着，谈着他扔在什么地方的一支枪，或者长时间地望着一把菜刀的锋刃，然后又环顾四周寻找船长，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大致这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