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论（第6/12页）

中国政制所由表达之方式与机构，既与近代欧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争取民权，而保育长养之，亦复自有道。何者？彼我立国规模既别，演进渊源又不同。甲族甲国之所宜，推之乙族乙国而见窒碍者，其例实夥。

凡于中国而轻言民众革命，往往发动既难，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坏远过于建设。所以国史常于和平中得进展，而于变乱中见倒退者，此由中国立国规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贻政制，以求适合于我国情，而为今日吾人所应深切认识之一事。若复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则又必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九

其次请言学术思想。谈者率好以中国秦以后学术，拟之欧洲之“中古时期”。然其间有难相比并者。欧洲中古时期之思想，以“宗教”为主脑，而中国学术界，则早脱宗教之羁绊。

姑以史学言，古者学术统于王官，而史官尤握古代学术之全权。“史”者，乃宗庙职司之一员，故宗教、贵族、学术三者，常相合而不相离。孔子始以平民作新史而成《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皆政治社会实事，不语怪力乱神，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自有孔子，而史学乃始与宗教、贵族二者脱离。

然西汉司马氏尚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主上以倡优畜之。”此非愤辞，乃实语。汉代太史属于太常，则为宗庙职司之一员。太乐、太祝、太宰、太卜、太医与太史，同为太常属下之六令丞。太乐之下，自有倡优。宗庙祭祠，太史与倡优同有其供奉之职。则史学仍统于皇帝、宗庙、鬼神之下。然司马氏不以此自限，发愤为《史记》，自负以续孔子之《春秋》；即对当朝帝王卿相种种政制事态，质实而书，无所掩饰。司马氏不以得罪。及东汉班氏，以非史官，为史下狱，然寻得释，所草悬为国史。自此以往，中国史学，已完全由皇帝、宗庙下脱出，而为民间自由制作之一业焉。

且王官之学，流而为百家，于是“史官”之外，复有“博士”。此二官者，同为当时政治组织下专掌学术之官吏。

“史官”为古代王官学之传统，而“博士官”则为后世新兴百家学之代表。博士亦属太常，是学术仍统于宗庙也。然太史仅与星历卜祝为伍，而博士得预闻朝政，出席廷议而见咨询，则社会新兴百家学，已驾古代王官学而上之矣。

然自秦以来，占梦、求仙之术，皆得为博士，犹在帝王所好。及汉武听董仲舒议，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于是博士性质，大见澄清；乃始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而纯化为专治历史与政治之学者，（所谓“通经致用”，即是会通古代历史知识，在现实政治下应用。）又同时肩负国家教育之责。而博士弟子，遂为入仕惟一正途。

于是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并复于“政治”势力下独立。自此以往，学术地位，常超然于政治势力之外，而享有其自由，亦复常尽其指导政治之责任。而政治亦早与宗教分离，故当时中国人所希冀者，乃为地上之王国，而非空中之天国也。

孔子成《春秋》，前耶稣降生480年。马迁为《史记》，亦前耶稣降生100年。其时中国政治社会，正向一合理的方向进行，人生之伦理教育，即其“宗教”，无所仰于渺茫之灵界；而罗马则于贵族与军人之对外侵略与对内奢纵下覆灭。耶教之推行，正因当时欧人无力建造合理之新国家，地上之幸福既渺不可望，乃折而归向上帝。故西洋中古时期之宗教，特承续当时政治组织之空隙而起，同时又替代一部分（或可说大部分。）政治之任务。

若必以中国史相拟，惟三国魏晋之际，统一政府覆亡，社会纷乱，佛教输入，差为近之。然东晋南北朝政府规模，以及立国之理论，仍沿两汉而来。当时帝王卿相，诚心皈依佛教者，非无其人；要之，僧人与佛经，特为人生一旁趋，始终未能篡夺中国传统政治社会之人生伦理教育而为代兴。隋唐统一政府复建，其精神渊源，明为孔子、董仲舒一脉相传之文治思想，而佛教在政治上，则无其指导之地位。

西洋所谓“国家建筑于宗教之上”之观感，在中国则绝无其事。继隋唐统一盛运而起者，有禅宗思想之盛行。禅宗教理，与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其态度路径，正有相似处。然西洋宗教革命，引起长期残酷的普遍相互屠杀，而中国则无之者，以中国佛教仍保其原来一种超世间的宗教之本色，不如西洋耶教已深染世法，包揽政治、经济种种俗世权利于一身，因此其教理上之改革，不得不牵连发生世态之扰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