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论（第8/12页）

若就经济情况而论，中国虽称以农立国，然工商业之发展，战国、秦、汉以来，已有可观。惟在上者不断加以节制，不使有甚贫、甚富之判。又政府奖励学术，重用士人，西汉之季，遂有“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之语。于是前汉“货殖”“游侠”中人，后汉多走入“儒林”“独行传”中去。所以家庭温饱，即从事学问，而一登仕宦，则束身礼义之中。厚积为富，其势不长，然亦非有世袭之贵人也。

井田制既废，民间田亩得自由买卖，于是而有兼并。然即如前汉封君，亦仅于衣租食税而止。其封邑与封户之统治，仍由国家特派官吏。以国家法律而论，封君之兴与封户，实同为国家之公民。后世如佃户欠租，田主亦惟送官法办，则佃户之卖田纳租于田主，亦一种经济契约之关系，不得目田主为贵族、为封君，目佃户为农奴、为私属。土地既非采邑，即难“封建”相拟。然若谓中国乃资本主义之社会，则又未是。以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即不许资本势力之成长也。

西洋史家有谓其历史演变，乃自“封建贵族”之社会，转而为“工商资本”之社会者。治中国史者，以为中国社会必居于此二之一，既不为“工商资本”之社会，是必“贵族封建”之社会无疑。此犹论政制者，谓国体有君主与民主，政体有专制与立宪。此特往时西国学者，自本其已往历史演变言之。

吾人反治国史，见中国有君主，无立宪，以谓是必“君主专制”，仅可有君主，无立宪，而非专制。中国已往社会，亦仅可非封建，非工商，而成一格。何以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洋学者此等分类之外？不知此等分类，在彼亦仅为一时流行之说而已。国人懒于寻国史之真，勇于据他人之说，别有存心藉为宣传，可以勿论；若因而信之，谓国史真相在是，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十一

然则中国社会，自秦以下，其进步何在？曰：亦在于经济地域之逐渐扩大，文化传播之逐次普及，与夫政治机会之逐次平等而已。其进程之迟速不论，而其朝此方向演进，则明白无可疑者。若谓其无清楚界限可指，此即我所谓国史于和平中得进展，实与我先民立国规模相副相称，亦即我民族文化特征所在也。

尝谓世界群族，其文化演进，主要者不越两型：

一者环地中海之四周，自埃及、巴比伦、爱琴、波斯、希腊、罗马以渐次波及于欧罗巴之全部，此西方之一型也。

一者沿黄河两岸，以达于海滨，我华夏民族，自虞、夏、商、周以来，渐次展扩以及于长江、辽河、珠江流域，并及于朝鲜、日本、蒙古、西域、青海、西藏、安南、暹罗诸境，此东方之一型也。此二型者，其先限于地势，东西各不相闻接。

西方之一型，于破碎中为分立，为并存，故当务于“力”的战争，而竞为四围之战。东方之一型，于整块中为围聚，为相协，故常务于“情”的融和，而专为中心之翕。一则务于国强为并包，一则务于谋安为系延。

故西方型文化之进展，其特色在转换，而东方型文化之进展，其特色则在扩大。转换者，如后浪之覆前浪，波澜层叠，后一波涌架于前一波之上，而前一波即归消失。西洋史之演进，自埃及、巴比伦、波斯以逮希腊、罗马，翻翻滚滚，其吞咽卷灭于洪涛骇浪、波澜层叠之下者，已不知其几国几族矣。

扩大者，如大山聚，群峰奔凑，蜿蜒缭绕，此一带山脉包裹于又一带山脉之外，层层围拱，层层簇聚，而诸峰映带，共为一体。

故中国史之演进，不仅自两汉而隋、唐，两宋、明，一脉相沿，绳绳不绝；即环我族而处者，或与我相融和而同化，如辽、金、蒙古、满洲、西藏、新疆诸族；亦有接受我文化，与我终古相依，如梁甫之于泰山然，则朝鲜、日本、安南之类是也。（朝鲜、安南久属中国而犹得自存，此尤明受中国文化之赐。）

将西洋史逐层分析，则见其莫非一种“力”的支撑，亦莫非一种“力”的转换。此力代彼力而起，而社会遂为变形。其文于同一世界中，常有各国并立；东方则每每有即以一国当一世界之感。

故西方常求其力之向外为战争；而东方则惟求其力于内部自消融，因此每一种力量之存在，常不使其僵化以与他种力量相冲突，而相率投入于更大之同情圈中，卒于溶解消散而不见其存在。我所谓国史于和平中见进展者在此。

故西方史常表见为“力量”，而东方史则常表见为“情感”。西方史之顿挫，在其某种力量之解体；其发皇，则在某一种新力量之产生。中国史之隆污升降，则常在其维系国家社会内部的情感之麻木与觉醒。此等情感一且陷于麻木，则国家社会内部失所维系，而大混乱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