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论（第9/12页）

中国史上之大混乱，亦与西方史上之“革命”不同。西方史上之革命，多为一种新力量与旧力量之冲突。革命成功，即新力量登台，社会亦随之入一新阶段。中国史上之混乱，则如江河绝堤，洪水泛滥。泛滥愈广，力量愈薄，有破坏，无长进。必待复归故槽，然后再有流力。中国社会，自秦以下，大体即向“力”的解消之途演进。迄于近世，社会各方平流缓进，流量日大，而流速日减。以治西史之眼光衡之，常觉我民族之潺缓无力者在此。

然我民族国家精神命脉所系，固不在一种力之向外冲击，而在一种情之内在融和也。盖西方制为列国争存之局，东方常为融和者，至是乃不得不卷而藏之，而追随于彼我角力争胜之场；此已为东方之不得不见逊于西方者矣。抑我之所以为国家社会内部一统情感融和者，方其时，又适值麻痹堕退之际，自清中叶后乾、嘉以来，川、楚、两粤大乱迭起，洪流四泛之象已成，中国社会本苦无力，又继之以追随西方角力争胜之势，既不足以对外，乃转锋而内向。终于“情”的融和，常此麻木，“力”的长成，遥遥无期。不断绝堤放坝，使水流不断泛滥，洪水遍于中国，而国人仍复有沉酣于凭藉某力推翻某力之好梦者。此又不明国史真相，应食恶果之一至可痛心之例也。

十二

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演进，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态焉。生力者，即其民族与国家历史所推进之根本动力也。病态者，即其历史演进途中所时时不免遭遇之顿挫与波折也。人类历史之演进，常如曲线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线以前向。若以两民族两国家之历史相比并观，则常见此时或彼升而我降，他时彼降而我升。只横切一点论之，万难得其真相。今日治国史者，适见我之骤落，并值彼之突进，意迷神惑，以为我有必落，彼有必进，并以一时之进落为彼、我全部历史之评价，故虽一切毁我就人而不惜，惟求尽废故常，以希近似于他人之万一。不知所变者我，能变者亦我，变而成者依然为我。譬之病人，染病者为我，耐病者亦我，脱病而复起者仍我也。一切可变，而“我”不可变。若已无我，认为变者？变而非我，亦何希于变？必有生力，乃可去病。病有其起因，而非生力之谓。若医者谓：“君病之起，起于君之有生，君当另换一无病之生”，此为何等医耶！讳疾拒医固不当，亦未有因人病而从头绝其生命以为医者。故治史者，必明生力，明病态。生力自古以长存，病态随时而忽起。今日之中国，显为有病，病且殆矣，万不容讳。然犹有所希冀者，其人虽病，尚有内部自身生力可以为抗。若如今人乃仅婉言之，直捷而道，惟有早日绝其生命之一法而已。凡此皆指“生原”为“病原”之妄说也。

“生原”者，见于全部潜在之本力，而“病原”则发于一时外感之事变。故求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生原者，贵能探其本而揽其全；而论当前之病态者，则必辨于近世而审其变。国史绵历，既四、五千年于兹，其病象之见于各时期者，推原寻因，不能全同。有染沾稍久者，亦有仅起于当前者。

要而言之，国史自隋唐以来，科举制既兴，士族门第之地位消融渐尽，而社会走上平铺散漫之境，此中国晚近世一大变也。

逆溯中国当前病象，推之最远，至于中唐安史之乱以来而极。究生力必穷之最先，诊病况必详之最后。西人论史，盛夸起文明光昌，而渊源所自，必远本之于希腊、罗马。国人捧心效颦，方务于自谴责，而亦一一归罪于古人，断狱于唐虞三代之上，貌是而神非，甚矣其不知学也。

中唐以来之社会，既成一平铺散漫之社会，而其政治，仍为一和平的大一统之政治。故一“王室”高高在上，而“社会”与“政府”之间，堂阶益远，常易招致“王室”与“政府”之娇纵与专擅，一也。

社会无豪强巨富，虽日趋于平等之境，然贫无赈，弱无保，其事不能全仰之于政府，而民间每苦于不能自振奋，二也。

政府与民间之所以赖以沟通者，曰惟“科举”，然科举既悬仕宦为鹄的，则从事于投选者，往往忘其义命而徒志于身家之富贵与温饱，三也。此三者，厥为中唐以来中国政治、社会走入一新境后所易犯之病征。

宋儒讲学，即针对此病态而发。然而宋之为病，尚不止于此。宋人不能自解救，而招致蒙古之入主，一切政制，为急剧之退转，益与后世中国以莫大之创伤。

明祖崛起草泽，征元政废弛，罢宰相，尊君权，不知善为药疗，而转益其病。清人入关，盗憎主人，钳束猜防，无所不用其极，仍袭明制而加厉。故中国政制之废宰相，统“政府”于“王室”之下，真不免为独夫专制之黑暗所笼罩者，其事乃起于明而完成于清，则相沿亦已六百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