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 章盛运中之衰象（下）【唐代政府官吏与士人之腐化】（第2/5页）

而中宗时，韦嗣立上疏，谓：“国家自永淳以来，二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贵门后进，竞以侥幸升班。寒族常流，复因凌替弛业。”盖武后“重用刑，轻用官”。【杨嗣复语。】

韦氏当国，亦“擅擢士大夫”。【杨瑒语。】至太平公主亦常推荐天下士，谓儒者多窭狭，厚持金帛谢之，以动大议，远近翕然归向。经此数番捣乱，士风激变，儒业骤衰，而学校之政终于不振。唐太宗尝问王珪：“近世为国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对曰：“汉世尚儒术，宰相多用经术士，故风俗淳厚。近世重文轻儒，参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唐高宗、武后以后之弊象，王珪已逆知之矣。

国家既无教育，而空悬一格以为考试。【此犹专據科举言。诸色人流，以及世胄门荫，并以无之。】而考试标准又渐渐趋重于进士科之诗赋。

隋大业置进士科，试策问。唐初亦因之。髙宗永隆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言：“进士惟诵旧策，无实才。”遂诏进士先试杂文两篇，通文律然后试策。所谓杂文，即诗赋之类。玄宗天宝十一载，诏：“进土帖经既通，乃试文、试赋各一篇，文通乃试策。”可见进士科在永隆以前止有对策；天宝以前有策、有诗赋；天宝以后有帖经、有策、有诗赋。说者谓隋以诗赋取士，未是。惟对策多可抄袭，帖经惟资记诵，别高下、定优劣，以诗赋文律为最宜。故聪明才思，亦奔凑于此也。

开元以后，成为风气。

开元以前，未尝专尚进士枓，故天下名士杂出他途。开元以后始尊崇之，故当时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其后则公卿非进土出身不为美。开元二十五年敕：“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是当时未尝不知其流弊，而无以为变。

全国上下尚文之风日盛，尚实之意日衰。

此亦武后时开之。【史称：“永淳以来，台阁髦（máo）彦无不以文章达，“而中书舍人尤为朝廷盛选，诸官莫比。”相传武后天授元年，寿春君王盛器兄弟初出阁，同日受册，有司撰仪注，忘载册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阙礼，宰臣相顾失色。中书舍人王勃立召小史五人，各令执笔，口授分写，同时须臾俱毕。词理典赡，时人叹服。当时所艳称之故事率如此。又，自王通至王勃，一家学术之变，即可以觇世尚也。】武后诏张昌宗撰三教珠英，文学士李峤、阎朝隐、徐彦伯、张说、宋之问、崔湜、富嘉谋等二十六人助成之。阎朝隐为武后祷疾少室山，沐浴伏身俎盘，为牺请代。宋之问等至为易之奉溺器。二张诛，朝官房融、崔神庆、崔融、李峤、宋之问、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等皆坐窜逐。后之问又谄事太平公主见用。安乐公主权盛，复往谐结。此可见当时朝士风习矣。

诗赋日工，吏治日坏。

杜佑通典论此，曰：“国家贞观中，有户三百万。至天宝末，百三十余年，才如隋氏之数。圣唐之盛，迈于西汉，天下编户合踰元始之间，而名籍所少三百余万。直以选贤授任，多在艺文。才与职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责实之义，阙考言询事之道。习程典，亲簿领，谓之浅俗；务根本，去枝叶，目以迂阔。职事委于羣胥，货贿行于公府，而至此也。”【长庆初，给事中丁公著高穆宗：“国家自天宝以后，风俗奢靡，宴处群饮，以喧哗沉湎为乐。届重位、秉大权者，尤杂倨肆于公吏之前，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由是物务多废。”此可与杜佑之言相参证。重艺文，习奢靡，其事亦相因也。】

唐代政治界的风习，大有从北朝经术转向南朝文学的意味。这亦是唐代盛运中衰征之一。【宋神宗讥唐太宗“为文学庾信”，郑毅夫谓太宗“文章纤靡，不与功业称”。炀帝雎好文，而犹能矫南土之弊；太宗转溺南风。南方之文采风流，终于战胜北人之朴厚，为隋、唐统一盛运中一极可注意之亊，又会昌四年中书门下奏：“齐月断屠，出于释氏。国初风俗，犹近梁、陈：卿相大臣，颇遵此教。”即孔颖达诸人为五经正义，亦多行南废北。

二、政府组织之无限止的扩大

政权无限制解放，同时政府组织亦无限制扩大。【时则有三省、九寺、一台（御史）、五监（国子、少府、军器、将作、都水。）】唐代的政府组织，其第一可见的缺点，即为重规叠矩，有许多骈拇无用的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