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除旧与开新【清代覆亡与民国创建】（第6/10页）

康谓：“列强瓜分，即在目前，此路如何来得及？”故康氏上皇帝书谓：“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速变、全变，惟有革命。宋神宗、王荆公在熙宁时，尚不能速变、全变，清德宗之强毅有力远不如宋神宗，康有为之位望资历远不如王荆公，如何能速变、全变？康氏所以主张速变、全变者，以谓非此不足救亡。此等意见，亦仍与数十年前人一色。

从前是只为自强而变法，现在则只就救亡而变法，均是将变法降成一个手段，没有能分清观点，就变法之本源处逐步走上轨道。【“若不变法则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此等语用以耸人听闻，亦有流弊。若自己真抱此等感觉，则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断不能从容中道，变出一个规模来。正如百孔千疮，内病未去，而遽希富强，其不能走上切实稳健之路，一也。此等意见，不外两病：一则正面对于当时所以必需变法之本原理并无深切认识，又一则对于外面国际形势亦复观察不清。郭嵩焘已言：“西人以通商为义，本无仇害中国之心。五、六十年来，枢府诸公，不一研求事理，考览人才，悬一‘防堵’之名，莫辨其缓急轻重，一责以防剿。虚求之而虚应之。一转盼间，又悬一‘富强’之名，索之杳茫冥昧之中，以意揣其然。”郭氏之言是矣。不谓再一转盼间，“富强”之名又一变为“救亡”。昔之岌岌然谋富强者，今乃岌岌然曰救危亡。而於郭氏所谓“行之有本，积之有基”者，要之皆不理会也。时（戊戌秋）严复以召对称旨，退草万言书，略谓：“中国积弱，由於内治者十之七，由於外患者十之三。而天下汹汹，若专以外患为急，此所谓目论也。今日各国之势，与古之战国异。古之战国务兼并，今之各国谨平权。百年以降，船械日新，军兴日费，量长校短，其各谋於攻守之术亦日精。两军交绥，虽至强之国，无万全之算。胜负或异，死伤皆多。难端既构，累世相仇。是以各国重之。使中国一旦自强，则彼将隐销其侮夺觊觎之心，而所求於我者，不过通商之利而已。是以徒以外患而论，则今之为治，尚易於古叔、季之世。易为而不能为，其故由於内治不修，积重难反。外患虽急，尚非吾病本之所在。大抵立国建群之道，一统无外之世，则以久安长治为要圆；分民分土、地丑德齐之时，则以富国强兵为切计。顾富强必待民之智勇，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争竞磨磐而後日进。今西国以舟车之利，闯然而破中国数千年一统之局。且挟其千有余年所争竞磨磐而得之智勇富强，以与我相角。使中国之民，一如西国，则见国势倾危，方且相率自为，不必惊扰仓皇，而次第设施，自将有以救正。顾中国之民有所不能。民既不克自为，其事非倡之于上不可。然今日相时审势，而思有所变革，则一行变甲，当先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设但支节为之，则不特徒劳无功，且所变不能久立。又况兴作多端，动靡财力，使为而寡效，积久必致不支。”其言为大臣所嫉，格不达。】

大抵当时变法，牵一发，动全身。苟求全变，势不能速。若使有统筹全局之君、相，慎思密虑，徐以图之，庶乎有济。而清室诸帝，自咸丰以下皆非其人。【咸丰二十岁即位，三十一岁卒。同治八岁即位，二十一岁卒。光绪四岁即位，三十七岁卒。宣统三岁即位，六岁逊国。即以年龄言，皆不足担此重任。同治时，东（同治之嫡母）西（同治之生母）太后垂帘听政，继续至光绪时。母后临朝，—更难济此危局。】

以大臣言，智虑气魄足以胜者惟一曾国藩，既已老於兵旅封疆，未能对整个政局一展其抱负。李鸿章继曾而起，智局气量已不如曾，清廷亦从未田健未用之中枢，使有一统筹全局之机会。【同、光以来世称军机权重，然特领班王、大臣主其事，次者仅乃得参机务。枢臣入对，席次有定。后列者非特询不得越言。后叶领以尊亲，势尤禁格。 然则曾、李纵人中央，仍不能有略展经纶之希望。相传李历聘欧渊，见德相俾斯麦，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廷臣群掣其肘，欲行其志，其道何由？”俾斯麦告以：“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曰：“苟其君惑于众口，居枢要、侍近习者，假威福而挟持大局，则如之何？”一俾氏良久曰：“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女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李默然。此可见当时李鸿章之苦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