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除旧与开新【清代覆亡与民国创建】（第8/10页）

辛亥革命爆发，满洲王室退位，一面是狭义的部族政权已解体；然在此政权下所长养遗留的种种恶势力，却因旧政权之解体而溃决，有待于逐步收拾与逐步清涤。另一面则社会民众的力量，虽则已够有推翻旧政权之表现；而对于创建另一种理想的新政权之努力，则尚有待於逐步试验与逐步磨练。因此辛亥革命只是中国民众一种新的艰苦工作之开始，而非其完成。

旧政权解体后紧接著的现象，便是旧的黑暗腐败势力之转见抬头，而新力量无法加以统制。袁世凯误认此种状态之意义而帝制自为，康有为又误认此种状态之意义而参加复辟。

政局在此几度动荡中益增其阢隉，而旧的黑暗腐败势力益见猖獗。

此种旧的黑暗腐败势力之活动，大率以各省的军权割据为因依。

辛亥以后的各省军权割据，远则导源于元、明以来行省制度之流弊。

行省制度起于元，而明、清承袭之。此项制度之用意，在利于中央之管辖地方，而并不为地方政治之利于推进。若使地方政治能活泼推进，各地俱得欣欣向荣，则中国自来文化传统，本为一大一统的国家，各地方决无生心离叛中央而不乐于推戴之理。故汉、唐盛时，皆无防制地方，存心集权中央之政策。

汉末之州牧，乃在东汉王室已臻腐烂之后；而唐之藩镇，则起于唐政府无限度之武力对外；皆非地方势力无端反抗中央。宋代惩于唐末藩镇割据之祸，乃始刻意集权中央。

然行省制度则尚与中央集权不同。行省制实近似于一种变相的封建，乃是一种分权统御制也。元人所谓“行中书省”，即是活动的中书省，即中枢政权之流动分布。其意惟恐一个中央政权不足控驭此广土众民，乃专为蒙古狭义的部族政权而设此制度。

明人不能彻底荡涤，【明太祖废行中书省，而以布政使为各地行政长官，较元制远为合理。惟惜行政区域之划分仍依元旧，而其后复有巡抚、总督凌驾于布政使之上。】 清代则有意利用。【故明代督、抚尚非常设之官，而清则各行省必设督、抚，而大体又必使满族任之。】故行省长官乃地方官之临制者，而非地方官之领袖与代表。【明、清总督、巡抚皆带“都御史”街，以此，名义上虽以布政使为行省长官，而实际而权在督、抚。】同时时此等长官，皆偏重于军事统治之性质。【故其名曰“总督”、“巡抚”。】此种制度在平时足以障碍地方政事之推进，而增加地方舆中央之隔阂；而待一旦中央政权削—弱，各行省转易成为反抗中央，分区割据之凭藉。

近则导源于洪、杨以后各省督、抚离心态度之演进。

清代督、抚权任本重。洪、杨之乱，满人为外省督、抚者，皆无力荡平，于是不得不姑分一部分督、抚之权位与汉人。自是以来，外省督、抚，渐与中央异趋。晚清中国各地之略略有新政端倪者，胥由一、二汉人为督、抚者主张之。庚子之变，东南各督、抚不奉朝命，相约保疆，超然事外；辛亥革命，各省宣布独立；皆此种离心态度之继续演进也。

于是由清末督、抚之变相，而有民国初年之督军。

旧中央既倒覆，新中央又摇动，经过帝制、复辟两事变，此辈乃生心割据。各地军阀，纷纷四起。【历史无必然事变，若使袁世凯能忠心民国，中央政权渐臻稳定，则此等事态，亦可不起，】其时全国各地军队之多，至少当逾二百万以上。

光绪中叶，各省绿营、【清末存额尚四十六万二千三百八十二名。】防军【光绪二十四年各省防军、练军总三十六万余人。】兵额七十七万，时已有以饷巨主裁减者。民国以来之军队，至少当超过清末三倍。

不断的兵变与内乱，遂为民国以来惟一最常见之事态。

或人统计民国十一年以前各地兵变，共达一百七十九次。【分年讲之，元年二十八次，二年四次，三年十三次，四年三次，五年二十四次，六年十七次，七年八次，八年七次，九年十九次，十年十一次，十一年四十五次，以省区分之：直隶九次，奉天三次，吉林六次，黑龙江六次，山东十五次，河南二十九次，江苏十次，安徽十四次，江西十一次，湖北二十七次，湖南十一次，福建十六次，广东八次，广西一次，云南二次，贵州一次，四川五次，甘肃、新疆各一次，山西五次，京兆四次，绥远四次，川边二次，察哈尔一次，阿而泰一次，惟浙江独无。然自民十三年齐卢战后，浙江亦非干净土。又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路透通讯员谓：“四川自民国以来，今方为第四百六十七次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