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除旧与开新【清代覆亡与民国创建】(第9/10页)

而此辈军阀之私生活,尤属不堪言状

有一人而纳姬妾四、五十人之多者。其私产业大抵无可訾(zī)省。其相与间关於军事、政治问题之商决,皆于鸦片烟、麻雀牌之集合中进行之。因此非能沉酣于此种嫖赌生活之中者,即无法与彼辈相接触。于是无论彼辈之自方乃至对方,官场习气之腐败,乃较逊清犹远过。

其时则全国无所谓中央,政治无所谓轨道,用人无所谓标准,【各省地方官吏皆由各省自派,中央,不能过问。马弁、流氓皆踞民上。】财务无所谓公私。专就政治情态之腐败黑暗而论,唐末、五代殆不过是。【所异社会情形较不同。】

民生极度憔悴之下,【田租预徵至数十年之外,加税名目至百余种之多,】惟有转以从军为出路。【军阀皆可以借外债,买军火,而农民革命为不可能。】

为扫荡此种军阀,【与此种军阀之相互噬搏。】而国家民族之元气大伤。

代表旧政权之最后恶态者,为此辈军阀之腐化舆恶化。而代表新政权之最先雏形者,则为议会舆政党之纷扰。

革命后之政治理论,厥为民主共和。于是创设国会,用用以代表民意,制定宪法。又组织政党以为议员竞选之准备。然此等皆钞袭欧美成法,于国内实情一情不合,因此不能真实运用。各党党纲,既无大差别,【实则当国难严重,变动激剧之际,根本上便不能有两套显然相异的党纲。】又各党背后皆无民众为之基础。【中国政制,本求政府领导民众,不能遽(jù)觊民众操纵政府。清政府以不能尽领导民众之使命而推翻,而民国以来之政治理论,忽变为民众指导政府,于是政府躲卸其责任,民意亦无法表现,而变成两头落空。】政党为既不能有真实之精神,国会与宪法徙为相聚而哄之题目与场合。

当时的政党,似乎误认分党相争为政治上最高的景象。【其时殆不知所谓和衷共济与举国一致。】

分党相争的胜负,不能取决於民众,【民众无力来操纵他们的胜负。】转而各自乞援于军人。【如是则新旧两潮流,汇为同趋。】

一般党员,则则凭藉党争的美名,来公开无忌惮的争权夺利。【其时则有“党棍”、“党痞”、“吃党饭”诸名称。有激而唱为“毁党”、“造党”之论者,要之仍以分党相争为政治无上境界也。】

国家民族之元气,又在此种纷扰中损伤了不少。

直到民国十七年国民革命军再度北伐,而上述两种情况【军阀与党争。】始见摧廓。【以革命的武力来扫荡军阀,以一党专政的理论来停止党争。】

六、文化革命与社会革命

在此国家社会继续震荡与不断损伤中,过激思想亦逐步成长。

康有为的“速变、全变”两语,可算是海通以来中国过激思想之最扼要的标语。

同、光之际,所变在船炮器械。戊戌以后,所变在法律政制。民国以来,则又有“文化革命”与“社会革命”之呼号与活动。

文化与历史之特征,曰“连绵”,曰“持续”。惟其连绵与持续,故以形成个性而见为不可移易。惟其有个性而不可移易,故亦谓之有生命、有精神。

一民族文化舆历史之生命与精神,皆由其民族所处特殊之环境、所遭特殊之问题、所用特殊之努力、所得特殊之成绩,而成一种特殊之机构。一民族所自有之政治制度,亦包融于其民族之全部文化机构中而自有其历史性。所谓“历史性”者,正谓其依事实上问题之继续而演进。问题则依地域、人事种种实际情况而各异。【因此各民族各自有其连绵的努力,与其特殊的创建。】一民族政治制度之真革新,在能就其自有问题得新处决,辟新路径。不管自身问题,强效他人创制,冒昧推行,此乃一种“假革命”,以与自己历史文化生命无关,终不可久。

中国辛亥革命,颇有一切推翻故常而陷于“假革命”之嫌。【辛亥革命之易于成功,一部分由于以排满为号召,此在我民族自身历史中有生命、有渊源。至于民主共和之新政体,以理论言之,与我先民以往政治理论及政制精神靡不合。然就实际政情言之,一国政制,有其一国之轨道。即以王室而论,如英、如日,至今犹有王室。如德、如俄,当时王室亦存在。中国以满族坚持其狭义的部族政权之故而不得不推翻王室,而为推翻王室之故,不免将旧传政制一切推翻。当时似误认以为中国自秦以来,即自有王室以来,一切政制习惯多是要不得。於是乃全弃我故常之传统,以追效他邦政制之为我所素不习者,此则当时一大错也。即如考试与铨选,乃中国政制上传袭甚久之一种客观用人标准,民国以来亦弃去不惜。如是则民治未达,官方已坏,政局乌得不乱?】政制既已一切非我之故常,其政制背後支撑政制之理论,亦必相随动摇,则一变而俱不能不变。【而所以犹谓之“假革命”者,以我民族所遇之问题,犹是我民族特有之问题,却不能亦随别人之政制与理论而俱变也。】故於辛亥革命之后,而继之有文化革命、社会革命之发动,亦势之所必趋也。【然而离题愈远,失却解决真问题之症结所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