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古希腊人（第6/13页）

这个鼻梁塌陷、衣衫褴褛的朴实的小个子，白天在街头巷尾与无业游民争论不休，晚上则洗耳恭听妻子的满腹牢骚（苏格拉底的妻子为了养活一大家人，只好在家里给别人洗衣服，而苏格拉底却把挣钱糊口看做生存中最不值得注意的琐事）。他多次参加过战争和远征，是个受人尊敬的老兵；他是雅典参议院的前议员，在当时人数众多的教师中，他被选中为了自己的信仰而蒙难。

为了便于了解事情的始末，我们必须了解当苏格拉底为人类的知识和进步作出痛苦而有益的贡献时，雅典的政治状况如何。

终其一生（苏格拉底被处以死刑时已年逾70岁），他都在试图向人们表明：他们正在虚度年华，浪费着机遇，生活得毫无意义，把过多的时间浪费在了空洞的享乐和虚无的胜利上，不可避免地滥用伟大而神秘的上帝赐予的各种恩典，力求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野心哪怕只有数小时的时间。他完全相信人的崇高命运，他打破了一切旧哲学设置的框框和禁区，甚至比普罗塔哥拉走得还远。普罗塔哥拉曾经教导人们说：“人是衡量世间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则宣称：“人的不可见的良知是（或应该是）世间万物的最终尺度，塑造我们命运的不是神灵而是我们自己。”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所作的那次演讲（准确地说，法官足有500人之多，他们是苏格拉底的政敌精心挑选出来的，其中有些人还会读书写字），对任何听众来说——不管其同情与否——都是最令人欢欣鼓舞的通俗易懂的道理。

这位哲学家据理力争说：“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利。”他还说：“人只要保持自己的良知，即使没有朋友的赞同，没有金钱，没有妻室甚至没有住房，也会有所作为。但是如果不彻底研究问题的来龙去脉，谁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人们必须拥有讨论所有问题的充分自由，必须完全不受当局的干涉。”

可惜的是，苏格拉底是在错误的时间进行了错误的陈词。早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之后，雅典富人与穷人之间、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便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苏格拉底是“温和分子”——一个既看到双方的利与弊，又想尽力找到折中方案以满足一切有理智人士的自由主义者。这当然使他失去了双方的人心，不过那时候双方实力难分上下，腾不出手对他采取行动。

到了公元前403年，那些百分之百的民主派把贵族派赶跑了，完全控制了政权，苏格拉底自然在劫难逃了。

他的朋友们获悉形势后，纷纷建议苏格拉底尽早离开这座城市，这是很明智的。

但苏格拉底的敌人并不比朋友少。在大半个世纪里，他一直是个“口头评论家”，一个绝顶聪明的大忙人，善于揭露那些自诩为雅典社会支柱的人的伪装和思想骗术，这甚至成为他的一种癖好。久而久之，人人都对他有所了解。他在上午说的一些趣事，到晚上就已经传遍全城了。还有人为他编演了戏剧。他被捕入狱时，全雅典城邦的人没有一人不对他一生中的细枝末节了如指掌。

在实际审判中起主导作用的那些人（例如那个既不会读又不会写，却因通晓一切神灵旨意而成为起诉中最卖力气的高尚的粮食贩）深信他们审讯苏格拉底是在为社会尽职，他们正在为城邦除掉一个所谓“知识界”中的极端危险分子。这个危险分子的教诲只能导致懒惰、犯罪和奴隶的不满情绪。

相当有趣的是，即使在那种环境下，苏格拉底仍以精湛的口才为自己辩解，而且竟然使陪审团的绝大多数人倾向于给他自由。他们提出，只要苏格拉底放弃争辩和说教的陋习，不再干涉他人所偏好的东西，不再用他那永无休止的怀疑去纠缠他人，他就会获得赦免。

但是苏格拉底拒绝接受。

“这绝对办不到！”他大声喊道，“只要我的良知和我那种微弱的心声尚在，让我继续向前，并向人们显示通往理智的真正道路，我就要继续拉住我遇到的每一个人，向他们道出我的想法，绝不计较后果。”

在这之后，法庭除了判处这名囚犯死刑外，别无他法。

苏格拉底获得30天的缓刑。每年一度去戴洛斯朝圣的圣船还没返航，按照雅典的法律，在圣船归来之前是不准行刑的。在这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苏格拉底泰然地待在地牢里思索怎样改进他的逻辑体系。他有许多次逃跑的机会，但他都拒绝了。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已不虚此生。他累了，准备辞世而去。直到行刑之时，他还在和他的朋友们谈话，试图用自己追求的真理开导他们，要他们把头脑用在精神世界上，不要浪费在物质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