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从爵—秩体制到官品体制：官本位与一元化（第7/10页）

对这一点，近现代之交的论者已有强烈感受。1914年5月袁世凯颁布的《厘定新官制纲要》云：

官之有职，所以别职掌之崇卑、定权限之大小。至于官吏升转由卑而崇、由小而大，俸给额数亦为是为差，固易明也。然有处同一之职，而年资有久暂，则俸给亦有多寡，是非别立官等，不足以明之。查官以等分，实为周制；礼失求野，今乃于日本官制见之。我国不然，以品为等，设正从九品之制，而以一切之职配之。凡设一职，必定其品于是。品、职合并，混而不明。

夫品也者，所以别个人之身份与其待遇者也。冠珠补服之异，车帷坐褥之异，甚至上封三代，旁及尊亲，皆视其本身之品以为标准，则其性质，乃国家对于个人之荣施，其理至浅而无可疑。若其不然，子孙任何官职，即以何种官职封其先人，有是理乎？以此言之，则所谓以品为等者，非真以品为等也，乃无官等之名，不得已借品以明等耳(36)。

其实唐宋有阶官制度，实即“官等”。资格、特权与礼遇用阶官来维系，阶官尊卑与职位高下可以不一致。明清阶官制度大大衰落了，九品官品既用作官职等级、又用作官僚个人的资格、特权与礼遇等级，发挥着《纲要》所谓“官等”的功能。官僚要先行获得官职，然后再依此官职的品级，确定其相应的资格和待遇。这样，较之唐宋，各种待遇相对向官职倾斜了。所以明清构成了中国官阶史的又一个阶段。此时职等与官等看上去混淆了，故《纲要》作者觉得有辨析必要，对官品不仅是职等，同时也是官等一点，后文还提供了很充分的说明，文繁不备录。然而作者忘记了，中国历史上有过“官等”，唐宋阶官即是。

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近现代之交国门打开、视野扩展，与世界各国的行政制度——例如日本官等之制(37)——的比较，给了观察官品的人们以更深入的眼光。而其所论，反过来印证了我们的论断：九品官品是一个“复式结构”，它把各种位阶，包括职等和官等，以及各种显性和隐性的位阶，都涵盖在内了。所以它不但与美国“职位分类”的文官等级不同，甚至与若干西方国家曾使用过的“品位分等”也不相同，因为它是一个兼容了品位、职位的更大框架；在有些时候（如明清）还有“品、职合并，混而不明”、“借品以明等”的现象，“官等”并不总是一目了然的。

为了理解九品官品是一个“复式结构”，还须从“间架”的角度来观察。唐代的品、阶、勋、爵的间架，“品”就是官品，“阶”就是本阶，“勋”就是勋官，“爵”就是封爵。它们不是简单的级级对应关系，而是以一种复杂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的。

首先，勋官和封爵被纳入了官品，各有其所比品阶(38)；进而依照王朝叙阶之法，“有以勋庸”，即“谓上柱国，正六品上叙；柱国已下，每降一等，至骑都尉，从七品下；骁骑尉、飞骑尉，正九品上；云骑尉、武骑尉，从九品上”。此外唐朝叙阶又“有以封爵”：“嗣王、郡王初出身，从四品下叙；亲王诸子封郡王者，从五品上，国公，正六品上；郡公，正六品下；县公，从六品上；侯及伯、子、男并递降一等。若两应叙者，从高叙也。”(39)列表如下。

能够看到，勋官各官号、封爵各爵号本身有其所比的官品。但在叙阶时，它们与官品的关系另有一种安排。勋官从上柱国到武骑尉共十二转，比于正二品至从七品上；但叙阶时，却只从正六品上叙起，下至从九品上。就是说勋官与官品有“比官品”与“叙阶”两种关联方式，后者在官品的纵轴上是大大降低了的。若有位武人立了军功，荣获一转“武骑尉”，则官场中拿他当从七品的官看待；但若那位“武骑尉”到吏部谋求职事官，就只能按从九品上叙阶了，就是说他个人的任职资格只有从九品上，只能做很低的官。封爵还要复杂一点。封爵9级，比正一品至从五品上。嗣王、郡王和国公同居从一品，所以比官品只有8级，正一品至从五品上；而叙阶却是从四品下到从七品上，也低下了一个段落。可见，官品体制确实是一个“复式”结构，其内部间架也是复杂化了的。除了资格一点，若把其他特权、礼遇如授田、朝位等等都考虑在内，还能排列出更复杂的关联间架。

由叙阶即资格问题我们看到，“复式”的意义，还可以从“品秩五要素”来观察。前引袁世凯《厘定新官制纲要》指出：“夫品也者，所以别个人之身份与其待遇者也。冠珠补服之异，车帷坐褥之异，甚至上封三代，旁及尊亲。”由此反映了九品体制的复杂性。现代文官等级是很简洁的，附丽在品级之上的要素，一般只有权责、资格与薪俸；中国传统官阶就不同了。首先其“资格”的结构就非常复杂，还有浓厚的身份意义；进而附丽在品级上的要素还有繁多特权与礼遇，那也大大增加了品位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