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物观察（第14/26页）

在这种情况下，她开始了此牵彼制、翻云覆雨的权术生涯：1861年前后，几乎上台之初，她就在曾国藩的湘军嫡系之外，制造了左宗棠、刘长佑两个旁支，以及李鸿章的淮军势力，以制衡曾氏兄弟；1864年，刚刚克定天京，她就以旁敲侧击、恩威并施的手笔，逼迫曾国藩尽裁湘军；次年，她以“祖宗家法”的名目，削弱了与她分庭抗礼的洋务派领袖奕，而伴随着“师夷长技”之洋务运动的兴起，她又有意地培植起一批守旧士大夫，形成“清流”势力，以避免东南督抚们成为国家与社会主导力量……

在十年的历练之后，她的这些手法如此娴熟，如此得心应手，不仅表现于天津教案，而且表现为洋务运动“进两步退一步”的节奏。她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考虑曾国藩的处境；在她四十八年的执政生涯里，她处处是赢家，唯独输掉了这个国家。在新旧交替、百废待举的年月，这个帝国原本应当昭示它鲜明的国策，无论外交、内政还是文化的“体用”，一如东邻的日本。但在她超然事外、左右逢源的种种手笔中，它不可避免地彻底沉沦了……

在长达四十八年的岁月，在与她共事的众多大臣中，很少有人能够瞥见她的深处内心。或许，不久后自甘沉沦、余生碌碌的奕，是一个；而二十多年以后，在甲午战败的阴影下，面对俾斯麦婉转地抱怨“麻烦来自女人”的李鸿章，是另一个。

或许，还有一个。那就是曾国藩。

“一生三变”

后来，欧阳兆熊以“一生三变”的说法，概括曾国藩的几个阶段。他说，做京官时，曾国藩“以程朱为归依”；出办湘军后，“则归申韩”；及至晚年，他以旷达为意，“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这个说法，后来广为流传、普为人知。然而，它依旧拘泥于皮相。在曾国藩渐行渐远、愈磨愈平的心路历程背后，不仅有着他始终不变的儒家本色，还有着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深刻尴尬。

他以儒生带兵，“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做京官时，他曾上书皇帝，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琐碎”“徒尚文饰”“骄矜自是”；组建湘军之初，他设立“审案局”、得罪骆秉章、参奏陈启迈、弹劾宗室崇纶……凡此种种，无不有着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健色彩。然而，与他的一腔赤诚、披肝沥胆对比，不仅那个腐朽官场对他处处侧目，那个颟顸、摇摇欲坠的朝廷也不信任他。据说，在他湘潭首捷之后，大学士祁隽藻这么提醒皇帝，“曾某以在籍侍郎，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

他为此度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几年。从长沙到衡州、江西，他不仅屡战屡败，而且形单影只，“每逢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在几年处处碰壁、几次自杀未遂后，他才走进湘乡荷叶镇的那片老屋，以“守制”的名义，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痛苦反思。

他只能改造自己。他由此开始了处处变通、时刻夹杂着拙诚与做作的生涯。在攻武昌、克九江、夺安庆、破天京的历程中，他次次推首功于朝廷信赖的满人大员官文；而在与骆秉章、沈葆桢、左宗棠、毛鸿宾等汉族大员的合作中，他也处处与人为善，见功不掩、见过不责……他自觉地使自己锲合于那个腐朽年代，一切行为都与社会规则丝丝入扣、天衣无缝；他并以近乎苛责的姿态，保持着自己内心的独立和自我体察。他由此成为一个戴着镣铐的善舞者，一个貌似分裂、实则异常统一的末世圣贤。

一个时代，就这么改变着一个人；而在被改变之后，他不仅无力、也不再企图改变这个时代。他在事功方面倾注了太多的心力，这就注定了他要被时代所局限；他成为这个时代的集大成者了，然而他身上汇集的，不仅有美好与坚韧，还有局限和狭隘……

在中国历史上，他是仅有的一个“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圣贤，但他不仅是最后的圣贤，也是最不起眼的圣贤。正如风雷激荡的春秋可以成就孔子，而养士百年、气象开阔的两宋，可以造就朱熹那样，那个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社会，只能造就这么一个世俗、世故、烟火气十足的完人。他后来赖以传世的《家书》《日记》以及前往天津前夕的遗嘱，无不证明了这一点。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儒家人物，只不过青年为“士”、中年为“大夫”，而到了晚年，他开始向最初的来处、向一个老年农夫或者说寻常乡绅回归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