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重回现场（第10/24页）

二月初，凤阳祖陵被焚的消息传到了北京，朝野大骇。崇祯皇帝闻报后惊惶不已，孝服理政。兵部尚书张凤翼、凤阳巡抚杨一鹏等一批相关官员随即被问罪，锦衣卫指挥使王世盛甚至因为杨一鹏的案子结得慢了点，也被盛怒之下的崇祯皇帝免了职。紧接着，崇祯帝下令在西北的洪承畴统兵出潼关，并限期“六月灭贼”。此后大批官军陆续从各地向凤阳、庐州一线开进。

二月中旬，太和县接到官军即将进驻的消息。身居皖北一隅的吴世济，当然不清楚近一个月来政局的变动。二月二十日，“不识时务”的吴世济洋洋洒洒近千言，向上级陈述了“请免派防”的各种理由。不过他这个公文刚发出去没几天，接洽驻防事宜的先遣部队已经到太和县城下了。吴世济只好做官军进驻太和县的准备。

此时事情再一次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派往太和的部队刚到了太和县，就因为战事紧急给调走了，驻防太和的任务将另派其他部队。

三月末，一张“兵至民安”的告示出现了太和县的街头。有了上次跟官军打交道的经验，吴世济这次特意强调：“所用银钱粮料，官兵若不还钱，俱做本县正项支销”。

几天后，明军将领杨武烈率领的一支官军正式进驻太和县。

抓土贼

尽管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西人”问题，可这一块还是出问题了。二三月间，太和县境内连续发生了四起“西人”被害的命案。而作案的凶手，则是横行颍州、太和一带二十余年的“土贼”王本仁。

与“流寇”相对，所谓“土贼”，是指长期盘踞在某一地方的贼寇。与动辄规模上万的“流寇”相比，“土贼”规模要小很多。作为太和一带数一数二的“土贼”，王本仁手下党羽也不过百余人。大明朝的高级官员们当然不屑理会王本仁这样的“小人物”，可明代州县通常都是没有驻军的，单凭衙役、捕快这些小吏，也对付不了成规模的“土贼”。“流寇”来犯之际，各地的“土贼”更是凭借对地方情况的熟悉，趁机大肆杀掠。

面对“流寇未平，土贼四起”的局面，吴世济一度颇为无奈。吴世济当然清楚“西人”命案的重要性，可本地的捕快早被王本仁吓破了胆，自然是不能指望了。三月初，吴世济见乡人侯养德有勇有谋、胆略过人，特地将其请入县衙，希望其出面为民除害。性格豪爽的侯养德当即领命。

可五天后，两手空空的侯养德回来复命：王本仁党羽众多，“缓之或可图，一急之，即反矣”。

杨武烈的官军入驻，对于吴世济来讲，最大的意义不在于防御“流寇”，而在于他有了一支强大的力量去对付“土贼”。

四月二十日半夜，经过仔细筹划，杨武烈亲率一支精锐部队直奔城外王本仁的老巢而去。不料“神通广大”的王本仁提前接到信报，抢在杨武烈到达之前跑掉了。堂堂官军竟然连个小“土贼”都抓不到，杨武烈不免有点丧气，不过吴世济却已有胜算：王本仁虽然走脱，但此次行动足以打掉这位“土霸王”的霸气。王本仁在颍州、太和一带民愤极大，根本无法藏匿。吴世济断言：“本仁怨家多，旦晚可成擒”。

果然，几天后，王本仁藏匿之所被人发现，杨武烈闻讯后立刻派人抓捕。“土贼”王本仁就此落网。

四月里，吴世济的心情显然不错。“土贼”王本仁就擒，免去了一个心头大患。更重要的是，吴世济一直期盼的减免赋税，这个时候也有了实质进展。出于缓和社会矛盾的考虑，崇祯皇帝下旨：凤阳府遭兵荒的州县，崇祯六、七、八年应征的各类新旧赋税一律停征。此前一月份下达的赋税任务，吴世济拖到三月份才完成，这笔钱自然被吴世济顺理成章地截留下来了。

不过对于吴世济来讲，最大的惊喜是官军首领杨武烈。杨武烈本系儒生，因见社稷将倾，毅然投笔从戎。作为儒将，杨武烈律己律下，甚为严格。因而吴世济和太和县士绅一直担心的“兵祸甚于寇”的局面并未出现。

尾声

1635年，以帝号纪年则为崇祯八年。这一年，无论对崇祯皇帝还是对吴世济而言，都是颇为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里，凤阳皇陵被焚，作为朱元璋的子孙，崇祯皇帝朱由检当然清楚朱家“祖坟”被毁的意义。十月初，一贯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第一次颁布“罪己诏”，向天下臣民承认自己的错误。可这个举动根本无法挽救局势。正如凤阳皇陵被焚背后暗示的政治寓意一样，明王朝此后内忧外患愈演愈烈，最终走向灭亡。

对吴世济而言，这也是颇为不平凡的一年。在任太和县令之前，吴世济未做过县令，更没有有任何军事指挥经验。在“流寇”压境之际，一介书生的吴世济全力协调官、绅、民、兵之间的关系，为太和县构筑起了一个坚固的防御体系，顶住了“土贼”与“流寇”进攻与骚扰。四年之后，吴世济任满离任。太和县士绅百姓立碑以记其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