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重回现场（第12/24页）
1584年，传教士利玛窦写信给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不解地提到，中国的士人似乎从来不愿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工作，而只是乐于把时间浪费在彼此交游，“也有些人可能整天企图在浪费金钱，彼此拜访，相互宴请，饮酒作乐，这对士子都是平常的事。人们都很爱好吃喝声色之乐，且有专门书籍记载弹琴的姿势，整年有舞蹈和音乐，还有作乐的处所、钓鱼的池塘和其他消遣的处所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玛窦所描述的风潮在士大夫当中非但没有消退，反而愈演愈烈。作为一个崇尚艰苦工作带来精神升华的传教士，一定无法理解中国士人们将交游宴乐视为解脱苦闷的另一种替代。
政治压抑既然无从排解，只有投身于世俗的狂欢。王阳明的“心学”，李贽的“童心说”将士人们最后一丝兼济天下的责任感卸掉之后，剩下的就只有性情的放纵，生活的纵乐，以及品行的狂狷。种种怪诞举止，不仅不会遭到责难，反而会在士林之中赢得赞誉。
评判一个人高下的标准，不再是官阶的高低，而是交游的广泛，以及文化上的独特建树。也正是在这种思想宽松、相互鼓荡的环境下，迸发出罕见的文化盛景。1640年代，江西一位文人徐世溥不无眷恋的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万历年间的这种盛况，在他眼里，赵南星、顾宪成、邹元标、海瑞的道德风节，袁黄、焦竑的博物，董其昌的书画，徐光启、利玛窦的历法，汤显祖的词曲，李时珍的本草，赵宦光的字学，都是可以与古代先贤媲美的，而这些人同时涌现在万历时代，堪称“文治响盛”。
而徐世溥提到的这些的万历年间的精英们，不少都与袁宏道有过密切的交往。
寄情声色
1596年，袁宏道还是在吴县任上之时，他给朋友董其昌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了一本书，称它“云霞满纸”，甚至强过西汉辞赋名家枚乘的《七发》，遗憾的是，这本书，他只得到了前半部的抄本，他问董其昌能到哪里抄得下半部。
十年之后，在给另一个朋友谢肇淛的信中，他再次提到了这本书，他揶揄借书不还的谢肇淛说，“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让袁宏道念念不忘的这部书，就是《金瓶梅》。这部署名兰陵笑笑生的情色小说至今无法确定其作者到底是谁，而袁宏道的这两封书信竟成为证明其最早在世间流传的物证。
在袁宏道生活的万历时代，在士人的圈子里传看情色文学，几乎成为一种堂而皇之的风尚。世俗商业的繁华激发了人欲的膨胀，士大夫们早已不再把洁身自好，引领道德的责任扛在肩上，与其说是世俗的繁华诱引士人们追求一种纵乐的生活，不如说，是士人们的精神解禁引领了整个社会道德的解禁。
袁宏道的朋友谢肇淛描绘当时的士大夫已是“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厌粱肉，身薄统绮，通晓歌舞之场，半画枚第之上”。晚明另一位著名的文人张岱更是直言不讳的声称自己，“极爱繁华，好精舍，好养蟀，好妾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羞，好花鸟气……”
摆在在士人们案头的，除了《金瓶梅》，还有诸如《金主亮荒淫》、《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等书籍，那些一时技痒的文人更是亲自操刀上阵，陆采的《南西厢记》、屠隆的《修文记》、沈璟的《博笑记》、徐渭的《四声猿》都备受推崇。
即便是流传于街头巷尾的笑话，也寓情色于笑谑，万历版的《谑浪》和许多附刊于《诸书法海》《绣谷春容》诸书里的笑谈集都是如此。而市面上公开售卖，流行的春宫图更是有二十多种，其中万历版的《风流绝畅图》和《素娥篇》还是其中精品，《风流绝畅图》还以彩色套印而成为世上最早的一部彩印图书。
如此丰富，充满声色的晚明世界，让不少海外汉学家们惊呼袁宏道所生活的时代为“淫荡的世纪末”。这些汉学家似乎没有错，士人们不仅仅留恋纸上风月，更贪恋于现实中的风月场所。袁宏道曾描述人生的一大快活事就是，风流浪荡，耗尽资财，尽管一身狼狈，但仍然可以“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乐得逍遥快活。
那些徘徊在苏州、杭州、金陵等江南繁华声色场所的士人们，忘却科场失意，仕途暗淡的苦闷，醉心于欢歌燕舞之中，以至于无妓不成欢。“金陵十二钗”“秦淮四美人”“秦淮八艳”在士人们杯酒言欢之际品评而出，狎妓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癖好，而上升成一种文化，在晚明香艳的笙歌中，家国理想不知不觉中演变为人欲的放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