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重回现场（第22/24页）

依据十九信条，资政院提出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违宪，政府便收回成命。资政院在11月8日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袁世凯得票最多，于是，朝廷方以皇帝名义再次发表任命上谕。此外，摄政王还代替尚在冲龄的皇帝，到太庙宣誓，表示皇室将遵守信条。

1911年12月6日 瓦解

多年之后，当日在养心殿辞位的溥仪，抱怨父亲起用袁世凯，让自己“糊里糊涂地做了三年皇帝，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我的前半生》）他认定袁世凯到北京后，通过奕劻在隆裕面前玩了个把戏，把摄政王挤掉，返归藩邸。载沣之弟载涛亦说，载沣本不愿请这个大对头出山，以威胁自己的政治生命，但素性懦弱，没有独作主张的能力，亦没有对抗他们（指奕劻，徐世昌和那桐等）的勇气，只有听任摆布，忍泪屈从。（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

载沣监国之初，朝廷曾颁布监国礼节总目十六条，赋予摄政王无上的权限。举凡赏罚升迁、军国政事，和战大计，皆由摄政王裁定，以谕旨宣示施行，若有须请皇太后懿旨之处，必须摄政王当面请行，他人不能擅传。然而载沣从小因兄长是皇帝，和他的父亲奕一样，活得谦卑谨慎，锐气早消。溥仪长大后，曾经看过父亲监国三年的日记，想了解一些情况。他没找到多少材料，只发现有两类很有趣的记载。一类是属于例行事项的，如每逢立夏，必“依例剪平头”，每逢立秋，则“依例因分发”；此外还有依例换什么衣服，吃什么时鲜，等等。另一类，是关于天象观察的详细记载，报上登载的这类消息的摘要，有时还有很用心画下的示意图。他因此判断父亲的生活可谓贫乏至极，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对天文的热烈爱好。显然，载沣是个放错了位置的人。

12月6日，隆裕太后降旨，准许载沣辞去监国之位，上缴摄政王印章，仍以醇亲王退归藩邸，不再预政。溥仪、载涛等认定这是摄政王在与袁世凯、隆裕的权力斗争中落败。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给外交大臣格雷爵士的汇报中，记录当时的舆论反应，“人们以为它真正表明太后一派对摄政王一派的胜利”，（《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还猜测隆裕企图效仿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在载润的回忆中，则有另外一种说法：载沣个人无良策应付时局，惟不欲以自己名义下逊位诏书，故而辞去监国之职。

溥仪等皇室成员，和一般舆论，大概都没有真正把十九信条当回事。遵守宪法程序选出来的袁内阁已经主理政事，摄政王完成了他的使命。此时，皇室力量实质上已经退出了政治决策中枢，懿旨中亦有要诸王公“恪遵家法，束身自爱，罔越范围”这样的约束之语。

隆裕懿旨中用“人心瓦解，国势土崩”形容当前形势。人心从“摇动”到“瓦解”何止于数日数月数年。从1840年以来，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思想动人心目，尽管缓慢，尽管芜杂，却也在推演既强韧又脆弱的人心。最后十年，一场迟来的、急速的变革让清廷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困局，新政粉碎了专制君权的基石。在摄政王归藩的懿旨中，对载沣的指责可谓严厉，“以一人措施失当，而令全国生灵横罹惨祸”。公正地说，一人之力，何至于此？可以说，是一种对进步权利和生命尊严的追求，最终掏空了千年皇权的内在精神、剥夺其正当性，使其变成一个虚弱的空壳。摄政王所代表的君权，已成为了孤独无依的空架。

就在武昌起义之后，朝廷发布了“国歌”，歌词出自严复之手，乐曲是宗室溥侗选自康乾时的皇家颂歌。大清国歌虚浮华丽，粉饰太平。祈祷皇权永固：“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胞，清时幸遭。真熙皥，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南京临时政府在1912年初也正式公布了中华民国国歌。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高蹈昂扬：“亚东开发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河山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两种旋律，两种胸怀。自不难窥见，水样的人心，会聚集如潮，去载哪一艘船只。

1912年2月12日 辞位

由于年龄太小，溥仪不曾参与达成退位妥协过程中的博弈。在种种利益考量中，也没有领略妥协、隐忍、平衡以及包容的政治艺术。最后那段日子，在他记忆里浓缩成极富象征意味的一幕。有一天在养心殿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着眼。她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也是满脸泪痕。那时候，他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殿里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一边抽缩着鼻子，声响很大，一边说着话。后来溥仪才知道，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他唯一一次见到袁世凯，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