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重回现场（第23/24页）

从12月3日到12月31日，北洋新军与湖北新军进行了四次停战谈判，事实上已进入议和阶段。袁世凯不仅有了军政大权，还有了比这更为难得的东西，这就是洋人方面对他也发生了兴趣，而革命党方面也有了他的朋友。1910年4月因刺杀摄政王未遂被囚禁的汪精卫，已于11月开释，汪精卫每晚饭后与袁世凯夜谈，袁渐渐倾向共和，不做“曾国藩第二”，要做“汉族的华盛顿”。

溥仪记忆中那次会面是在1月16日。那天袁世凯与内阁成员奏请朝廷，要求召开皇族会议，“速定方针”“以息兵祸而顺民心”。溥仪认为，密奏中最令太后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话：“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造也。……”大清成了“三无”朝廷：无兵可用，无地可容，无友可助。还有那外国的历史教训，法兰西皇族便因不顺民意而至子孙无存。

隆裕是否如溥仪所说“给吓昏了”，如今无法考究。毫无疑问，太后的心理防堤在那一天碎了。袁世凯离宫回府途中，在东安市场外遭遇革命党人的炸弹，乘机称病，不再入朝。接着便在几天内连开数次御前会议。此时的满清皇族们，载沣、载涛，奕劻、善耆等各有党羽，外界风传有“七党”，“皆专予夺之权，葺阘无耻之徒趋之若鹜”（胡思敬：《国闻备乘》）。如此混乱的朝局，每个人都与君权相关，却无人真正把君权放在眼里。恽毓鼎之子恽宝惠因此断定，“即使后来的袁世凯，还想做曾国藩，恐也未必能挽救清朝的颠覆”。（《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见《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17日御前会议上，溥伦提出清帝自行逊位，由袁世凯做总统，奕劻附议。恭王溥伟、载泽等强烈反对，隆裕唯有伏案啜泣。19日御前会议，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诸人提出由袁世凯在天津另组临时政府，与会王公们自然一致反对。20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向袁世凯提交了清帝退位优待条件。22日隆裕召开御前会议，载泽、溥伟等亲贵竭力反对共和，提出太后用宫中金银作犒赏，任用冯国璋破敌。太后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溥伟要求皇上赏兵杀敌报国。太后便问主管陆军的载涛兵力如何。载涛回说“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

后来在皇族们的回忆中，隆裕没有什么政治才干，庸碌无识，但不得不说她此刻表现出理性和自知之明。她明白这些亲贵猖狂少年靠不住。26日，段祺瑞率北洋将领46人联名电奏，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当天，强硬派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王公官员们纷纷转移财产，存放到外国银行。隆裕此时真的是胆战心惊，她哭着对赵秉钧等三人说：“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

此后，亲贵们或请假，或出走。在2月12日，太后再次挥泪，面对着往昔的臣工们，她抱怨危局之下，亲贵们没有什么对策，只知保存性命财产，置孤儿寡母于不顾。后来溥仪在自传里补充说，当时部分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奕劻父子带着财宝和姨太太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

事实上，直至12日早晨，仍有人想阻止退位上谕发布。隆裕对内阁全体说：“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叶遐菴：《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于是将逊位诏书盖印发出。难怪两日后，《顺天时报》发表评论，赞美逊位之举犹如“三代之治，尧舜禅让，公天下之心也”；太后“力排二三王公之反对共和论，独使皇上让政，以泯南北官民两军之战祸。其识能洞见世界之趋势，其公足与唐虞媲美”。这位叫孙佩珩的作者还设想到和议不成的可怕后果：“倘使皇太后极端反对共和，虽至社稷为墟而不悔，势必兵连祸结，葬吾中国生民大多数于枪烟炮雨中。”皇帝和共和派彼此做出妥协和让步，最终和平而不失体面地下台。此中所蕴藏的政治智慧曾令不少西方人惊诧，他们称之为“体面的逊位”。无疑，隆裕太后自有一份历史功业。

张謇起草的这份逊位诏书中，再次提到人心，“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失败亡国的恐惧，太监张兰德的危言耸听，都在隆裕的考量之中，除此之外，隆裕决然共和，或许她真的感受到了“天命”的力量。从前新旧王朝更替，寄托着天命所归。两千年来皇权与天命相连，他们将之神秘化。然而说穿了，天命便是人心；得失在于人心，决非一句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