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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25 智化寺京音乐源于明代宫廷礼仪音乐，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音乐，有明确纪年的工尺谱本，有具有特色的乐器、曲牌和词牌，有按代传承的演奏艺僧。我曾于2004年春天到智化寺去听过他们的活动，当天参加活动的有20多人，据他们的介绍，京音乐属于佛教的北韵。佛教音乐有南韵与北韵之分，二者间有很大区别，北韵原来保留有160多首，1949年时毁庙，和尚还俗，这些曲子都流失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老和尚被重新招回，大家凑出了60多首，但还有一半已经彻底遗失。现在北京庙宇中演奏的，都是南韵，北韵只有智化寺这一伙了。如今智化寺里懂乐的老人也在迅速离去，前年走仨，去年走俩，今年又走了俩。还说音乐学院有教授研究这个，并且用五线谱记录了不少曲子，还出了书，但是按照那个谱子来唱，唱出来的是歌，而不是佛教的经，这就像唱戏一样，是必须口传心授的。

注226 马驹桥是北京东南部的一个古镇，今为通州区马驹桥镇。固安是河北省一个县，两处并不相连。

注227 引自陈志农：《北京民俗剪纸艺术》，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3年版，100—101页。

注228 清代自康熙朝始设善扑营，有善扑、善射、善马三项，皇帝出巡行围猎有善扑营人员随侍。其中负责掼跤(即善扑一项)的总教头名罡尔鞑，跤手名扑户，又根据技艺高低分为头、二、三等。参见爱新觉罗·瀛生《老北京与满族》，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226—268页。

注229 王永斌，《北京的商业街和老字号》记：“二三十年代，天桥的摔跤场子有好几个，沈三、宝三、张狗子等，其中以宝三的场子跤手多，时间也最长，一直摔到解放初期。” 与关松山的说法基本一致，唯张狗子关松山说是张傻子，关说他学摔跤是在解放时候，也是吻合的。此书的描述尚不及关老人说得具体详细。按：宝三名宝善林，北京解放后被邀为国家级中国式摔跤裁判(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383页)。

注230 爱新觉罗·瀛生先生在《老北京与满族》一书中也详细谈到北京旗人练习掼跤的基本功，与关松山先生所述基本相同而略有差异，如“拧棒子”：“用一尺多长的木棒，粗细度合手，天天用力左右拧。正式学跤后仍天天拧……至少在半年以上才开始正式学跤。不论达到如何高度水平，踢和拧总得练。”(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269页)

注231 掷子，亦称石锁，是把一块扁长方形的石头，靠一侧凿成一个长方形孔，透出的上端修成圆柱形作为手柄，形如古代的铜锁。最大的约50斤重，小的也有一二十斤，是民间锻炼的一种器械。关先生练的掷子40多斤，还能扔出花来，应当是很不错的了。

注232 马道口、金台路均在今朝阳区团结湖、甜水园附近，确已是闹市了。

注233 第一舞台坐落在珠市口大街路北。由民国元年(1912年)筹备建立，至1914年春末建成，同年6月9日正式开幕，是一个改良的“洋式”剧场。虽然京剧界的好角色都在这里演过，但是营业额一直平平而已。最为不幸的是，它从开幕那天起就着火，一共失火三次，直到1937年被完全焚毁。但第一舞台兴建的主要出资人是名武生杨小楼和资本家姚佩秋、殿阆仙等。并未听说有姓曲的。

注234 开棚铺是旧日京城一种行当，服务于红白两事。早年北京人办喜事和丧事都必须搭棚。喜事用彩子棚，丧事用席棚。早年北京有不少棚铺，规模都不小。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搭棚的人开始减少，棚铺的手艺人不少转入建筑行去搭脚手架，做架子工。参见爱新觉罗·瀛生《老北京与满族》，237页。

注235 我在《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还收入两篇老北京的八旗蒙古后裔口述，一篇为鄂凌英的《我说多困难也过来了》，一篇为吴淑华的《什么事都要做到头儿》。前一篇鄂凌英女士就居住在北京内城的东南角，今天的北京火车站附近；对于后面一篇，我曾根据被访者吴女士的姓氏考证其为“隶满洲旗分之蒙古一姓”，但她们早已不知道自己的蒙古人身份而自报满族了。

注236 1644年清军入关，八旗劲旅半数驻守京城，是为禁旅，习惯称京旗； 半数分驻外省，是为驻防，南京当时称为江宁，是清朝最早设立的八旗驻防之一。戴先生说他祖上兄弟两人，一个留在京师，一个驻防南京，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又，京师八旗设护军营，是守卫紫禁城的卫队，由满洲、蒙古八旗每佐领下选17名精锐者组成。专司警跸宿卫﹑诸门的启闭和锁钥传筹等。紫禁城内以上三旗官兵值守，紫禁城外以下五旗官兵值守。但说蒙兵由满洲佐领统领，满兵由蒙古佐领统领，则没什么根据。另，有清一代，八旗蒙古与八旗满洲在官员升迁、挑补额缺诸多方面并无区别，唯汉军的特权、地位都低于满蒙，戴先生说蒙古族升迁机会少，也无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