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古代步兵军阵的战术特征与发展历程（第10/17页）

十六国北朝以来这种宽正面、浅纵深的大规模会战，其流风余韵直到唐初。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与窦建德在洛阳东的虎牢决战。此战为李世民、李元吉联合出兵攻打洛阳王世充，窦建德自东方赶来救援王世充。李世民遂带一部分部队向东阻击。窦建德军共十余万人朝西列阵，队列北自黄河，南至鹊山，绵延二十余里。史书对李世民军队数量记载不详，且在描述战斗过程时，只注重刻画李世民本人率领骑兵冲锋的事迹，对战场全局的全面介绍太少，[69]但此战中双方都以宽正面、浅纵深的扁平军阵进行战斗，则是基本清楚的。

第四节 南方步兵的特殊战术形式

装备特征：短兵器为主

以上主要是讨论北方地理环境中的步兵军阵战术。自先秦至汉末，多数大规模战争都发生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但三国和东晋南北朝的分裂时期，江南地区长期存在割据政权，南北间战争及南方内战很多，出现了一些与北方不同的步兵战术。

在步兵使用的武器上，南方军队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多使用短兵器，尤其以战刀和盾牌组合为主。长柄的矛、矟、戟等兵器使用较少。这可能因为南方多山林，长柄兵器在茂密的丛林中不便挥舞；另外，南方水网地带步兵多乘船机动，长柄兵器不易在船舱内携带，水战时更难以在船舱内挥舞。东吴权臣诸葛恪与魏军会战于东关，魏军在高堤上筑城固守，吴军以敢死之士“解置铠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爬上堤岸，然后“鼓噪乱斫”，大败魏军。[70]据此记载，吴军中应当装备有矛戟长兵，只是未投入使用。但在西晋发动全面伐吴之战时，吴军主力渡江迎击，其中丹杨太守沈莹率领的“丹杨锐卒刀楯五千”屡次击败晋军，[71]则是全部以刀和盾牌为兵器。

《汉书·晁错传》云：“萑苇竹萧，屮木蒙茏，支叶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长戟二不当一。”颜师古注曰：“鋋，铁把短矛也。”[72]短矛强于长戟，因其便于在密林中挥舞。在东晋末，卢循率领天师道军队从广州远袭建康，与刘裕指挥的晋军对抗。天师道军数千人在江边登陆，“皆长刀矛鋋，精甲曜日”，一度将晋军逼退。但刘裕调一支从南燕俘获的鲜卑长槊步兵投入战斗，天师道军无法抵抗，只得撤退回船上。[73]可见在较开阔的地形上，天师道军的短矛难以对抗来自北方的长槊。

刘裕晋军与北方政权作战时，其军队也以使用短兵器著称。在其远征后秦时，沈田子偏师与秦帝姚泓的主力部队会战于蓝田。面对数量居绝对优势的秦军，沈田子“所领江东勇士，便习短兵”，径直冲入秦军阵中将其击溃。[74]宋明帝初年的内战中，衡阳内史王应之与行湘州事何慧文属于不同阵营，双方在长沙城下作战，“应之勇气奋发，击杀数人，遂与慧文交手战，斫慧文八创，慧文斫应之断足，遂杀之”[75]，可见双方统帅都是持战刀，徒步对砍。当时宋明帝一方的将领阮佃夫招募数百名蜀人参战，这些蜀人“皆著犀皮铠，执短兵”，在江东战场表现出色。当时另一位在浙东作战的将领刘亮也以擅刀楯著称，每次战斗都持刀、楯冲锋在前，直接杀入敌阵列。敌军在水塘间的道路上树立木栅，由于地势狭隘难以攻克，刘亮则“负楯而进，直入重栅，众军因之，即皆摧破”[76]。这些都属于典型江南水网地区的战斗形态。

为了便于在水滨沼泽中作战，南方军队有时还使用一些特殊装备。如宋文帝刘义隆死后的内战中，两军在曲阿奔牛塘遭遇，塘堤路窄，两侧水中长满水草，时人称为“菰封”。但其中顾彬之一方士兵带有“篮屐”，可能是鞋底类似竹篮，面积较大，可以踩在水草中而不下陷。凭借这种篮屐，顾彬之军撤到两侧水草中，用弓箭夹射塘路上的敌军而取胜。[77]

步兵对骑兵冲击的防御

步兵作战的对手不仅有步兵，还有敌骑兵部队。春秋战国时，步兵就有被敌战车部队冲击的危险。在骑兵还没有装备马镫的时代也可能试图冲击步兵，所以步兵军阵习惯以矛戟等长柄兵器组成最外围队列，防范敌车骑的高速冲击。自马镫普及后，这种威胁比以往大大增加了，但步兵的技战术没有革命性变化。一些简单的设施仍能起到些防范敌骑兵的作用。比如将枪矛斜插在地上就可以防备敌骑冲击。西晋末，擅长骑战的巴人流民李特等在蜀地起义，在成都城下的战斗中，特侄李荡骑马追击敌军，“触倚矛被伤死”，“倚矛”大概就是斜埋入地中防御骑兵的矛。[78]北魏后期，尔朱天光与关西的万俟道洛作战，为防止道洛军乘夜突围出城，尔朱天光“密使军人多作木枪，各长七尺，至黄昏时，布立人马为防卫之势，周匝立枪，要路加厚。又伏人枪中，备其冲突”，当夜，道洛骑兵果然试图冲出，结果冲到木枪上，“马各伤倒”，都被擒获。[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