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古代步兵军阵的战术特征与发展历程（第9/17页）

不过，并非只有数量优势的军队才适宜这种“扁平化”宽正面合围战术。因为它还受到另一个制约因素，就是军队纪律性、士气的影响。十六国时期步兵军阵“扁平化”体现很明显的，当数与姚苌作战的前秦苻登部队。首先，他们的军阵是“每战，以长槊钩刃为方圆大阵，知有厚薄，从中分配，故人自为战，所向无前”[60]。“方圆大阵”的“大”，是指正面的宽度大，为此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军阵的纵深，确保与敌直接接战的第一线有足够的兵力即可，其余未接战兵力并不在队列后面消极等待，而是机动巡回，发现第一线有薄弱处就及时补充。

其次，苻登军队的阵型可圆可方。步兵正式作战时都是方形军阵，这是直线形的基层队列所决定的，很容易理解。实战中出现所谓“圆阵”，都是被敌军包围，士兵因恐惧而相互靠近和向心收缩，军阵突出的四角消失，才形成圆形。[61]在势均力敌的战斗中军阵不会是圆形，因为弧形的队列不容易排列，更不易统一指挥调度。苻登所部军队会成为圆形，可能也因为他们经常出于数量劣势，处于被包围或半包围状态，但不同的是他们的“圆阵”是空心，仍是以主要兵力保证接敌的第一线。但苻登军队的不可复制之处，在于其顽强的战斗意志。这支军队为了给前秦皇帝苻坚复仇，都以必死之心作战。他们带着苻坚灵位参加每次战斗，士兵甲胄上都刻“死休”二字以示至死方休之心，甚至经常不带军粮而以敌军尸体为食。这种旺盛的作战意志是历代绝大多数步兵部队都无法具备的。就像戚继光描绘的那些走上真正战场的士兵，往往有缺乏勇气者，即使平时武艺熟练，实战中却“临事怕死，手足仓卒，至有倒执矢戈，尽乃失其故态，常先众而走”；或者虽身高力大，临阵则“足软眼花，呼之不闻，推之不动”[62]。所以苻登军阵在常规战术教程上并无太大意义。但苻登军阵说明，步兵军阵的战斗威力只在于第一行与敌直接接战的士兵，像《国语·吴语》或者秦陵兵马俑那种纵深达百人的队列，是一种很不“经济”的战斗方式。而要降低纵深，提高战斗效率，其前提是士兵的素质和主动战斗意志，这恰恰也是多数步兵军队所缺乏的。作为一名统帅，在决定己方军阵的宽度和纵深时，除了要考虑战场地形、敌军数量和队形之外，还要必须考虑己方步兵的纪律性和战斗意志，即使军阵宽度和士兵战斗意志具有正向相关性。

北朝大规模会战中的的步兵军阵

北朝后期，东西方政权（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之间进行了连续多年的战争。这两个政权都由北魏后期大战乱中崛起的六镇军人势力组成，将士的战斗技能和战术素养普遍较高，两个政权的战争动员能力也极强。最能代表这一时期军阵战术水平的，是双方进行的几次大规模会战：537年，东魏高欢进攻西魏宇文泰的沙苑之战；538年、543年宇文泰与高欢在洛阳郊外进行的两次大规模会战，即所谓河桥之战与邙山之战；以及576年北周进攻北齐的晋阳会战。这四次会战，双方投入的兵力都在十万人左右（只有沙苑之战时西魏军队略少）。

关于会战中双方军阵的宽度，史书则记载不多。538年河桥之战，《周书》只说由于当天双方的军阵宽度过大，战斗开始后人马踩踏起的尘埃遮天蔽日，使得周军的中军和左右两翼都失去联系，进入各自为战的状态。西魏统帅宇文泰指挥的中军突入东魏军阵，俘获敌军一万五千余名，更多的东魏军被逼入黄河淹死。但西魏军赵贵、怡峰指挥的左军，独孤信、李远指挥的右军都作战失利，又与中军失去联系，以为中军已经覆灭，都擅自丢弃士兵而还。李虎、念贤率后军充当预备队，见到独孤信、李远等撤退，也随之班师。西魏军队因而受到极大损失。[63]这说明在当时的通信条件下，由于军阵正面拉开过宽，超过十万人的会战已经无法实现统一指挥，只能依靠事先的部署和各分队将领的应变能力。

576年，北周皇帝宇文邕率主力进攻北齐，与齐帝高纬会战于晋阳城下。此战齐军在北，周军在南，周军投入八万人，“置阵东西二十余里”[64]，平均正面每米的纵深只有十人左右。齐军兵力与周军相近，[65]只是由于北齐后主高纬昏庸无能，临阵先逃，造成惨败，北齐不久便亡于周。

这四场大规模会战的军阵几乎都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双方接战时，总有一方的左翼首先被击败。似乎当时统帅习惯将实力较强的部队部署在右翼，而将较弱的部队放在左翼，进攻时，也习惯重点打击敌军的左翼。比如沙苑之战时，西魏的左军首先遭到敌攻击，但右军统帅李弼带六十名骑兵冲锋，将进攻左翼的敌军冲散，西魏军乘机取胜。[66]543年邙山之战，东魏右军统帅彭乐带数千骑兵，首先冲击西魏军左翼赵贵等部，成功贯穿后又顺势直至西魏中军，宇文泰也几乎被彭乐刺死。[67]但西魏中军和右军成功击败了东魏中军，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576年周齐晋阳之战，齐军也是东侧部队先发生退缩。齐军阵朝南，东侧正是左翼，后主高纬因为恐惧逃跑。[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