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东吴的江防作战与晋灭吴之战（第12/13页）

[23]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第1435页。

[24] 《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孙皓传》，第1172页。

[25] 东吴江夏郡在长江南。此江夏为魏荆州刺史王基在江北所筑之上昶城。见《三国志》卷二十七《魏书·王基传》，第752页。

[26] 《三国志》卷二十六《魏书·满宠传》：“权遣兵数千家佃于江北。至八月，宠以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卫兵去城远者数百里，可掩击也。遣长吏督三军循江东下，摧破诸屯，焚烧谷物而还。诏美之，因以所获尽为将士赏。”（第725页）

[27] 《晋书》卷三《武帝纪》：“扬州刺史应绰伐吴皖城，斩首五千级，焚谷米百八十万斛。”（第69页）《晋书》卷四十二《王浑传》：“迁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镇寿春。吴人大佃皖城，图为边害。浑遣扬州刺史应绰督淮南诸军攻破之，并破诸别屯，焚其积谷百八十余万斛、稻苗四千余顷、船六百余艘。”（第1202页）

[28] 《晋书·宣帝纪》，第6页。

[29] 《三国志·魏书·张郃传》：“司马宣王治水军于荆州，欲顺沔入江伐吴，诏郃督关中诸军往受节度。至荆州，会冬水浅，大船不得行，乃还屯方城。”（第526—527页）有趣的是，司马懿也知道冬季水浅会阻碍东吴水军的攻势，正始三年（242年）诸葛恪攻击江北，司马懿主张积极迎击，其理由便是“湖水冬浅，船不得行”，吴军只能进行陆战，而这正是北军所长。见《晋书·宣帝纪》，第15页。

[30] 《三国志》卷二十七《魏书·王昶传》，第749页。

[31] 以上见《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傅嘏传》，裴注引司马彪《战略》详细记载此事，见第626页。另据《三国志·魏书·王基传》（第752页），此时的荆州刺史王基也持“大田”的保守主张，但胡遵、毌丘俭二人持何观点已经不详。

[32] 《晋书》卷二《太祖文帝纪》，第36页。

[33] 《晋书》卷三十三《石苞传》，第1002页。

[34] 《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诏罢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将，以所统诸军在汉东江夏者皆以益祜。”（第1015页）此事不系年月，但在273年吴将步阐来降之前，所以应在羊祜到任襄阳后不久。

[35] 《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第1207—1208页。

[36] 《晋书·羊祜传》，第1014页。

[37] 据《晋书·武帝纪》，在泰始八年（272年）七月，“以车骑将军贾充为司空”（第62页），此时方由羊祜继任车骑将军之号，而此前王濬早已担任过巴郡、广汉太守，并升至益州刺史了。

[38] 《晋书·贾充传》未载其迟留多久，但载其被迫出发赴任时，“会京师大雪，平地二尺，军不得发”（第1168页），可见当时已是隆冬。证以《武帝纪》泰始七年：“十二月，大雪。”（第61页）

[39] 但《华阳国志》卷八误将此事系于泰始十年（274年）（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2页）。

[40] 《晋书·羊祜传》，第1016页。战役过程见《三国志》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附陆抗》。

[41] 《晋书·王濬传》，第1208页。

[42] 《华阳国志》卷八，第103页。

[43] 《三国志》卷十八《魏书·阎温传》，裴注引《世语》，第551页。

[44] 《华阳国志》卷八，第103—104页。

[45] 《晋书·羊祜传》，第1020—1021页。

[46] 《晋书·羊祜传》，第1017页。

[47] 《华阳国志》卷八，第104页。

[48] 《华阳国志》卷八，第104页。

[49] 《晋书·杜预传》，第1028页。

[50] 《晋书·羊祜传》，第1020—1021页。

[51] 《华阳国志》卷八，第104页。

[52] 《华阳国志》卷八，第104页。

[53] 《晋书·王濬传》，第1208页。

[54] 《晋书·杜预传》，第1028—1029页。

[55] 《晋书·武帝纪》，第70页。

[56] 胡奋参与伐吴及当时职务，在《晋书》本传中都没有记载，只能参见《晋书·武帝纪》：“（咸宁三年）九月戊子，以左将军胡奋为都督江北诸军事。”（第68页）

[57] 《晋书》卷五十七《胡奋传》，第1557页。

[58] 《华阳国志》卷八，第104页。

[59] 《晋书·王濬传》，第1209页。

[60] 《晋书·王濬传》在记叙完平吴过程后回溯：“初，诏书使濬下建平，受杜预节度，至秣陵，受王浑节度。”（第1210页）《资治通鉴》在太康元年三月亦照录。但至建平与至秣陵中间相隔时间甚长，这是两个诏书的内容：“受杜预节度”是开战初期（一月之前）的部署，“受王浑节度”则在战争即将结束的三月。王濬在占领建邺之前，未及见到“受王浑节度”诏书，从而引发诸多争执及误会，详见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