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东吴的江防作战与晋灭吴之战（第2/13页）

224、225年曹魏所用战舰，应比此前曹休的二十人轻舟要大，才因枯水和结冰造成战舰被困。[16]但这些船只在涡河中修建，又要经运河入长江，其形体亦不可能太大，应属于中型舰规模。这显示出北方试图用水军控制长江的尴尬：由于不适应长江风浪，北方军队只能选择在冬季的枯水期发动南征，希望乘江面较窄时渡江。但枯水期对北方舰队的行进也造成了极大困扰。这个悖论在后来的北周、隋对陈战事中亦有体现。反观南方孙吴的水军，则能较自如地利用各种型号的舰船。在曹操对濡须口发起进攻时，孙权军队曾用一艘大型“五楼船”固守江口：

曹公出濡须，（董）袭从权赴之，使袭督五楼船住濡须口。夜卒暴风，五楼船倾覆，左右散走舸，乞使袭出。袭怒曰：“受将军任，在此备贼，何等委去也，敢复言此者斩！”于是莫敢干。其夜船败，袭死。[17]

这种船应是有五层高楼的大型战舰，对曹军的轻船、油船具有体积优势，周围系有“走舸”即轻舟以配合作战，巨舰则起着水上基地“母船”的作用。当然，《三国志》对水战细节记载太少，当时的水军装备和作战方式已难详究了。

魏晋与东吴的长江攻防战略

225年曹丕南征之后六十余年里，曹魏和西晋朝廷都长期搁置了渡江攻灭东吴的方案。而东吴缺少战马，也难以在淮河流域的平原上与北方军队对抗。所以南北双方进入了长期对峙和拉锯战时期。这一时期的战场，南北纵深稳定在长江以北，基本不出长江流域；东西则为东起历阳、濡须口，西到江夏（汉水入长江处）。

东关、濡须为巢湖入长江之口，夏口为汉江入长江之口，东吴防范北军渡江，最重要的就是防范巢湖和汉江内的北军舰队驶入长江，因此重点加强这两处的防御。魏明帝时，豫州刺史贾逵总结孙权进攻的特征：“每出兵为寇，辄西从江夏，东从庐江。”庐江郡即东关及濡须口所在。[18]孙权和孙皓都曾迁都武昌，目的便是加强江夏一带的防务。司马懿曾对魏明帝建言攻吴之策：“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摏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19]亦是此意。

值得注意的是，东线广陵、徐州附近有沟通江淮的古运河（后之京杭大运河江淮段亦基本沿袭古运河），曹丕曾两度试图从此进入长江。但在此后数十年里，东吴和魏晋极少在这里发生战事。253年，诸葛恪率吴军进攻合肥，曹魏方面担心吴军会从东线运河北上，“朝议虑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诸水口”，司马师则认为吴军集结于合肥，“不暇复为青徐患也”[20]。而诸葛恪攻合肥不成后，确实准备改从东线徐州北伐，但旋即死于政变。继之掌权的孙峻也曾试图“自江都入淮、泗，以图青、徐”，但旋即发病而死，此方案终未实施。[21]

至于江夏以西，是孙吴荆州治所南郡及江陵城所在，但这里也较少与魏晋发生战事，多数时间是吴蜀政权的交界地区。只有在北方攻灭蜀汉之后，这里才成为防范北军自蜀地出三峡的前沿要冲。

吴军的机动和补给主要依靠水运，很少能翻越分水岭进入淮河流域。[22]但依靠长江中的水军优势，东吴在江北岸维持了濡须、皖城、浔阳、江陵等军事据点，并在据点周边屯田以维持驻军。为了防御北方军队南下，东吴往往在江北岸的支流中修筑堤堰，壅塞水流，使其上游泛滥，水域面积扩大，以阻碍北方军队的陆地行军。同时，这些支流水位上升，也扩大了吴军战舰的活动范围，如孙权曾堰塞与建邺隔江相对的涂水。但堰坝也限制了吴军舰船在长江与支流之间的机动，所以吴军往往伴随着战争进程和战术意图变化而修筑或拆毁堰坝。孙权为防范曹操，曾在巢湖入长江的东关口修筑东兴堤，后来孙权进攻合肥，又拆毁了此堤以便水军开进巢湖。吴主孙亮时（252年），权臣诸葛恪又重修东关堤，并挫败了魏军破坏此堤的攻势。[23]

另外，吴军从未放弃过对魏晋南界的攻势，特别是在东线（扬州），吴军一直希望将北方势力排挤出长江流域，以解除北方对建邺的威胁。从孙权到后主孙皓，吴军对北方占据的合肥城发起过多次进攻，但始终未能得手。吴宝鼎三年（268年）秋，孙皓亲征至东关，前锋丁奉试图攻击合肥；271年，孙皓再次试图从陆路攻击合肥方向；到277年，吴军还在发起对西晋江夏、汝南两郡的袭掠，试图从大别山区进入淮河上游。[24]但这时西晋已经灭蜀，对东吴形成压倒性军事优势，所以吴军这些攻势都难以获得实际成果。

北方的魏、晋政权主要依托城池巩固对吴战线。寿春和襄阳是魏、晋政权在东西两线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分别控制淮河和汉江干流，是扬州和荆州兵力主要集结地。这两个城市的前沿，是合肥、庐江（今六安）、江夏等前线城池，[25]北方凭借其抵抗吴军的水陆攻势，并伺机对东吴的江北地区进行袭扰破坏。如魏征东将军、扬州都督满宠抵御了孙权对合肥的多次进攻，并于魏青龙二年（234年）八月收获季节对吴军的江北屯田进行焚烧破坏。[26]晋咸宁四年（278年）十月，西晋扬州军也破坏了皖城一带的吴军粮储。[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