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东吴的江防作战与晋灭吴之战（第3/13页）

如前所述，在魏、晋与东吴对峙的六十年中，北方军队极少渡过长江发起攻击或偷袭。在曹魏建立之初，尚有曹休、曹仁以轻舟发起渡江袭击，但何以再无后继？可能在220年代初双方对峙战局刚刚确立，东吴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江防体系，所以魏军尚可进行小规模偷袭，此后则难有机会。但曹魏一直试图突破东吴江防。魏明帝太和（227—232年）初年，司马懿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当时孙权尚都武昌，司马懿向魏明帝的建议是，以陆军攻击皖城方向，吸引吴军主力东下，然后“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堕，破之必矣”[28]。此计划获得魏明帝批准，荆州魏军遂在汉江中建造大型舰只，准备出夏口渡江。但结局和曹丕225年伐吴如出一辙—魏军不敢在夏季盛水期入江作战，而是准备在冬季进军，结果又因汉江水浅、大船无法行动而告流产。[29]到正始年间（240—248年），魏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王昶“习水军于二州”，为西线渡江做准备。[30]252年，孙权病死，魏朝廷曾向沿边将帅征求伐吴之计，当时征南大将军王昶（都督荆、豫诸军事）、征东将军胡遵（都督青徐）、镇南将军毌丘俭（豫州刺史、都督）三人各自提出了方案：最激进的主张就是“泛舟径渡，横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粮于寇”，此策显然是出自王昶；其他两种分别是“四道并进”（可能是荆、豫、扬、徐四州），制造强大军事压力，促成孙吴内部“崩坏”；最保守的则是在边境屯田，“积谷观衅，相时而动”[31]。但此时司马氏刚刚通过高平陵之变掌握魏朝政局，尚未完全清洗掉反对势力，所以不可能发起大规模南征。

第二节 伐吴的前期部署及司马炎对将帅的戒备

司马氏自249年“高平陵之变”掌握曹魏政权，到265年代魏建晋，历时三代，至280年方攻灭东吴统一中国。在这三十年对峙之中，司马氏家族最关注的不仅是如何取得对东吴作战的胜利，更是如何防止前线手握重兵的将帅投降敌军、反戈一击。因为司马氏家族长期以权臣身份掌控曹魏政权，会引起忠于曹氏的将帅臣僚反对，也会引起有野心者的仿效。250年代所谓“淮南三叛”，即驻守扬州（治所寿春）、紧邻东吴前线的三位重臣接连起兵，都出于对司马氏掌控曹魏政权的不满。在263年邓艾、钟会攻灭蜀汉后，钟会也萌生了占据蜀地自立的念头，险些造成新的割据局面。这些“叛乱”都给司马氏以警醒，使其注意防范封疆大吏的离心趋向。这些人外可与东吴结合，内则有唤起忠于曹氏的号召力，比单纯的外敌危险得多。

当时东吴前线最基本军事单位是州，为了防范前线将领反叛，司马氏用掌军权的都督与州刺史互相制约。西线荆州辖区较大，兵权较重，甘露四年（259年），司马昭“分荆州置二都督，王基镇新野，州泰镇襄阳”[32]，以沔水为界将荆州分为南、北两个战区，使二者相互牵制。在司马炎正式代魏建晋之后，仍对边州都督、刺史保持着极高警惕。当时石苞受命都督扬州（淮南）诸军事，便受到司马炎猜忌，险些招致杀身之祸：

淮北监军王琛轻苞素微，又闻童谣曰：“宫中大马几作驴，大石压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与吴人交通。先时望气者云“东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会苞子乔为尚书郎，上召之，经日不至。帝谓为必叛，欲讨苞而隐其事。遂下诏以苞不料贼势，筑垒遏水，劳扰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义阳王望率大军征之，以备非常。又敕镇东将军、琅邪王伷自下邳会寿春。苞用掾孙铄计，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闻之，意解。[33]

这是泰始四年（268年）之事。晋武帝司马炎为防范石苞起兵，在发布免职诏命时，又调集了朝廷禁军和徐州都督的兵力前往淮南，可见其忌惮之深。在统筹灭吴的战略部署时，司马炎也非常注意防范将领叛变，努力使前线都督与刺史相互牵制。这种错综复杂的制约关系使得伐吴之役险些功败垂成，最集中的表现就是王濬舰队在战争中所受的种种牵制。

羊祜经营荆州与王濬的升迁之路

司马炎在考虑东吴前线的都督人选时，最重要的因素是与皇室有亲属关系。灭吴计划最积极的推动者，就是晋皇室外戚羊祜（司马师的妻弟）。269年，羊祜被任命为荆州都督，驻防襄阳。因为其可靠的皇戚身份，晋武帝遂将十年前分置的荆州二都督合并，统归羊祜指挥。[34]他在荆州经营屯田，为灭吴之战做准备。各种伐吴举措中最重要的，就是以王濬担任益州刺史和负担修造战舰。但与王濬相关的史事多有模糊之处，所以先要做一简单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