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北魏政权中期的战争模式（第12/14页）

是时，每岁秋冬，遣军三道并出，以备北寇，至春中乃班师。贺以劳役京都，又非御边长计，乃上言：

“请募诸州镇有武健者三万人，复其徭赋，厚加赈恤，分为三部。二镇之间筑城，城置万人，给强弩十二床，武卫三百乘。弩一床，给牛六头。武卫一乘，给牛二头。多造马枪及诸器械，使武略大将二人以镇抚之。冬则讲武，春则种殖，并戍并耕，则兵未劳而有盈畜矣。又于白道南三处立仓，运近州镇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备不虞，于宜为便。不可岁常举众，连动京师，令朝庭恒有北顾之虑也。”

事寝不报。[83]

源贺的建议是在北方边境修筑堡垒，以常备军进行驻防和屯田。这种驻军显然是以步兵为主。但这个建议没有得到拓跋弘的批准。可能拓跋弘不愿放弃拓跋人传统的骑兵战术。但稍后几年，汉人老臣高闾又重提筑城防范柔然之策。按照高闾的论述，野战是柔然人的特长，但攻城是其弱项，所谓“北狄悍愚，同于禽兽，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按照这种观念，北魏军队已经非常“中原化”了，难以在骑兵方面与柔然争长，只能借助城垒进行防御作战。与源贺不同的是，高闾主张在北方六镇以北修筑一条千里长城，截住柔然人的南下之路，而非仅固守一些点状城池。按照高闾意见，在筑城之前，先要训练一支对抗柔然的军队：

宜发近州武勇四万人及京师二万人，合六万人为武士，于苑内立征北大将军府，选忠勇有志干者以充其选。下置官属，分为三军，二万人专习弓射，二万人专习戈盾，二万人专习骑槊。修立战场，十日一习，采诸葛亮八阵之法，为平地御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识旌旗之节，器械精坚，必堪御寇。使将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昼夜如一。[84]

这支军队中习“弓射”和“戈盾”的是步兵，共四万，应当就是“近州武勇四万人”；习“骑槊”的二万人是骑兵，应是“京师二万人”，即禁军骑兵序列。练兵之后，北方六镇各出一万军人，与京师的六万人合为十二万，在八月的一个月间，修筑千里长城。但高闾上书也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当时孝文帝尚幼，冯太后执政，显然没有推行这个庞大计划的准备。源贺和高闾的建议虽然都未得到采纳，但反映了当时魏军中步兵已占多数。

[1] 《魏书》卷九十五《赫连昌传》：“乃以轻骑一万八千济河袭昌。”（第2057页）卷四上《世祖纪上》：“十有一月戊寅，帝率轻骑二万袭赫连昌。壬午，至其城下”，途中仅用五天。（见第71页）

[2] 《魏书·世祖纪上》，第72页。

[3] 《魏书·赫连昌传》，第2058页。

[4] 《魏书·尉眷传附尉地干》：“世祖将征平凉，试冲车以攻冢，地干为索所罥，折胁而卒”（第659页）。

[5] 《魏书·奚斤传》，第700页。

[6] 《魏书·世祖纪上》：延和二年（433年）六月，“遣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尚书左仆射安原督诸军讨和龙。将军楼勃别将五千骑围凡城，文通守将封羽以城降，收其民三千余家”（第82页）。延和三年（434年）六月“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司空、汝阴公长孙道生，侍中古弼，督诸军讨和龙。芟其禾稼，徙民而还”（第84页）。

[7] 《魏书·世祖纪上》，第86页。

[8] 《宋书·索虏传》，第2331页。另，《魏书·岛夷刘裕传》亦载：“三年，又遣殿中将军田奇朝贡。”（第2136页）

[9] 《魏书·叔孙建传》，第704页。

[10] 《魏书·崔浩传》：“俄而南藩诸将表刘义隆大严，欲犯河南。请兵三万，先其未发逆击之，因诛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绝其乡导，足以挫其锐气，使不敢深入。”（第819页）这个“南藩诸将表”，应当就是叔孙建所上表。另，此处提到“河北流民在界上者”，说明在拓跋嗣末年进占河南之后，颇有河北汉人到河南地区谋生，这应当和北魏统治区相对安定有关系。

[11] 梁川所在不详，《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胡三省注认为是《魏书·地形志上》的恒州梁城郡，见第3937页。但彼梁城郡在代北，拓跋焘所欲猎之梁川在河南的宋魏边界上，肯定不是一地。

[12] 《宋书·索虏传》，第2344页。

[13] 《魏书·世宗纪下》：“二月甲午，大搜于梁川”（第104页）；《宋书》卷五《文帝纪》：“辛巳，索虏寇汝南诸郡”（第98页）。《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考异》认为《宋书》的辛巳为辛亥之误，甚确，见第3938页。

[14] 悬瓠城是宋汝南、新蔡二郡治所，距离刘宋的边境重镇寿阳、襄阳都有五百里左右，但与寿阳间的地形比较平坦，与襄阳之间则有山地阻隔，所以悬瓠城及汝水流域多在寿阳将领的都督之下，当时驻防寿阳的是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