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北魏政权中期的战争模式（第6/14页）

刘宋出于防范魏军南下袭扰的考虑，希望将边界确定在黄河一线。这其实是借鉴的江南地区经验，并不符合北方情况：南朝军队习惯行船和水战，加之泗水、汴水可以贯通黄河与江淮水系，遂认为依靠水军巡游黄河便可遏制胡骑南下。但问题在于黄河和长江、淮河不同，冬季封冻不能行船，不再能阻遏魏军。拓跋人还在活跃于代北、与匈奴刘部争雄时，就经常乘冬季黄河结冰进入河套地区作战，对这种季节规律在军事上的运用非常熟悉。所以刘宋只图河南，不问河北的有限目标注定会落空。

第二，魏军抢掠财富、人口的动机

在拓跋焘时代，北魏军队发动战争的重要动机之一就是抢掠。在对柔然、赫连夏、北燕、北凉、刘宋的战争中，魏军都获得了大量战利品，除了参战将士的个人抢掠所得，北魏还向将士分配公有战利品，未参加战事的留守军队也能获得一定份额，拓跋焘时代的这类记载可谓比比皆是：

班军实以赐将士，行、留各有差；

赐留台文武生口、缯帛、马牛各有差；

班军实以赐留台百僚，各有差；

校数军实，班赐王公将士各有差；

生口、财畜，班赐将士各有差；

虏获生口，班赐将士各有差；

虏其（山胡）妻子，班赐将士各有差；

赐从者及留台郎吏已上生口各有差……[38]

此时北魏尚未有俸禄制度，对文武百官，特别是那些不能参与抢掠的文官们，朝廷能提供的报酬主要就是派发战利品。这也和北魏政权的“中原化”尚不充分，没有完备的户籍、财税制度有关。对刘宋政权的战争自然也会带有这种劫掠目的。428年河南将帅发现宋军有进攻趋势，向朝廷请求增兵备战时，崔浩则向拓跋焘建言，认为是南方将领为了抢掠自肥而挑起战端：

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讨，西灭赫连，北破蠕蠕，多获美女珍宝，马畜成群。南镇诸将闻而生羡，亦欲南抄，以取资财。是以披毛求瑕，妄张贼势，冀得肆心。既不获听，故数称贼动，以恐朝廷。背公存私，为国生事，非忠臣也。[39]

后来事实证明崔浩对战局的判断错误，此次宋军北伐是刘义隆筹划已久的行动。但崔浩说魏军南北边疆的将领都希望通过战争劫掠致富，则有普遍性。拓跋焘时期的对宋战争中，魏军并没有明显的攻坚战优势。所以魏军的抢掠对象主要是村落、小城中的人口（时称“生口”）。这些南朝人口不仅可以作为奴婢劳作、出售，而且如果其在南方家族比较富裕，往往会出高价向北魏方面赎买，这种记载在《魏书》及《宋书》《南齐书》中也很常见。所以魏军在侵入宋地之后，劫掠人口的行为非常普遍。450年，魏军入侵河南、淮北之地，将掳掠的人口集中在汝阳，一支来自彭城的宋军骑兵袭击了押解魏军，“诸亡口悉得东走，大呼云：‘官军痛与手！’”（“痛与手”即打得好之意）这一年拓跋焘在给刘义隆的信中，声称自己这次南伐的原因是宋朝“以货詃引诱我边民，募往者复除七年”，他还夸口自己这次南征掳获的人口，远高于被刘宋引诱过去的魏境人口，“我今来至此土，所得多少，孰与彼前后得我民户邪？”[40]

第三，拓跋焘对异族政权和文化的好奇

如前所述，拓跋焘自觉继承和发扬鲜卑族的尚武传统，并且非常推崇草原民族马上游牧的生活方式，鄙视南朝士族阶层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在450年，当他得知宋军筹备北伐时，曾给刘义隆写信，表达对南朝“生活方式”和宋军战斗力的不屑：

彼（刘义隆）年已五十，未尝出户，虽自力而来，如三岁婴儿，复何知我鲜卑常马背中领上生活？更无余物可以相与，今送猎白鹿马十二匹并毡药等物。彼来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来远，或不服水土，药自可疗。[41]

当北伐宋军逼近魏境时，北魏将领希望向河南地区增兵，抵抗宋军进攻。但拓跋焘予以回绝。他认为汉地暂时的得失对北魏政权的影响并不大，并且坚信拓跋骑兵会轻而易举地挫败宋军攻势：

魏群臣初闻有宋师，言于魏主，请遣兵救缘河谷帛。魏主曰：“马今未肥，天时尚热，速出必无功。若兵来不止，且还阴山避之。国人本著羊皮裤，何用绵帛！展至十月，吾无忧矣。”[42]

此事仅载于《资治通鉴》，拓跋珪态度则和西汉叛臣中行说对匈奴单于的建议如出一辙，都是倡言游牧族衣食、生活方式的独特性和对汉地的优势。

但另一方面，拓跋焘对南朝的自然环境、社会风貌及刘宋上层的政治状况，又抱有强烈的好奇心。他在450年给刘义隆的信中，曾异想天开地提出和刘义隆交换领土：由刘义隆到平城建都，自己则到江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