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北魏政权后期的战争模式（第10/13页）

随着二人的书信往还，时间已经进入北魏正始三年（506年）春，元英预计的克城日期也逐渐推迟到四月末。但到三月底时，淮河突然涨水，梁军战舰乘水势破坏了桥梁。与淮北交通断绝引起了魏军的惊恐，加之已连续作战近一年，魏军战斗力已极大削弱，在梁军攻击之下全线崩溃，纷纷弃营逃命，在梁军追杀之下，“士众没者十有五六”[67]。元英与残部逃回寿春。梁军此次也吸取了元英的教训，不再进攻寿春。此次魏梁大规模战事宣告结束。

505—506年的魏梁战事总结

此次战事结束后，双方态势与开战前变化不大。相对比较明显的变化是梁军夺回了合肥，阻断了寿春魏军南下之路，为历阳的长江渡口提供了保障。双方在战争中都暴露了一些弱点。

梁军：在此次战争的两个阶段，即505年春夏的进攻和505年秋至明年夏的防御阶段，梁军都有之前宋、齐对魏战争的先例。但在宏观战略和具体战术方面，此战仍有较明显特点。

此战前期梁武帝最大的失策，就是以缺乏战争经验的宗室萧宏担任前线统帅，其怯懦导致了梁军坐失战机和惨败。第二阶段的钟离防御作战，没有了无能宗室的掣肘，前线统帅曹景宗、韦叡等都是经验丰富的将领，才实现了胜利。但梁武帝萧衍并未从此战吸取足够的教训。此后梁朝的北伐，也多以其子侄为统帅，极少有值得称道的胜利。这是梁武帝总结了宋、齐易代的经验，防范武将坐大而采取的制约手段—毕竟萧衍本人也是从雍州刺史起兵夺权的。前线统帅无能，梁朝将领需要更多地按照皇帝的旨意行事，但梁武帝本人的军事素质也不高。他在起兵夺权之前，曾经历过两次魏齐战事，但都表现不佳（梁朝正史对萧衍进行了不少粉饰，但仍无法掩盖）。他起兵反对东昏侯萧宝卷的战事，仅在攻击郢城上就耗时数月，其运筹能力和实战经验都比较平庸，只是因为萧宝卷更为昏庸无能，才使得萧衍成功夺权。这一素质“短板”造成梁武帝执政数十年间的对外战争都无甚建树。当然，萧衍为帝有其所长，就是处理内政，特别是防范武人势力崛起、消弭统治阶级上层的冲突，使得梁朝维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安定局面。但萧衍最终被叛将侯景的数百人武装以戏剧性的方式攻占都城，身死国灭，仍和他平生的这一“短板”有关。

战术方面，此次梁军的经验积累，主要表现在依托河流作战的战术运用方面。在前期韦叡所部进攻合肥时，就先修堤堰提升肥水水位，[68]然后“起斗舰，高与合肥城等”[69]，驶到城墙边直接攻城。此举比步兵的攻城器械效率高很多，所以顺利攻克合肥。到梁军解救钟离之围时，为了突破魏军在淮河上的桥梁及木栅，也建造了和桥梁一样高的战舰，乘涨水破坏了魏军桥梁。此后，以战舰直接临岸攻城的战术（往往结合修筑堤堰，以及使用“拍杆”毁坏城墙），在梁朝及陈朝的战争中得到了广泛运用。筑堰抬高上游水位以便攻击的战术，在此后也应用得越来越广，最极端的表现则是梁武帝在514—516年修筑的截断淮河的淮堰。

魏军：从战术和动员形式上，宣武帝时期的北魏军队已经习惯了在淮河流域的战争，其具体形式是以步兵为主、骑兵为辅的攻坚战、守城战。北魏在后方征发一年期戍兵的制度也已经定型，且与对南战争季节规律相吻合。

此次魏梁之战北魏方面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朝廷（皇帝）与前线统帅之间的沟通、协调。此前北魏皇帝大多有亲临战场指挥的传统，但从宣武帝开始皇帝不再离开都城，与前线统帅之间的联系需要靠书信和特使传达。后方朝廷要从维持战事的资源、各战略方向的均衡出发，进行综合考量；前线统帅则只关注局部战场，且往往受到立功冲动的驱使，不惜将战争扩大化。宣武帝即位以来元澄、元英两次兵败钟离，都是由此引发。

这一特点又和北魏的政治形势、军事特点有直接关系。自拓跋珪开国以来，北魏一直是君主集权的政治模式，边防兵力、补给也都由朝廷统一筹措，由后方州郡供应，边州将帅没有拥兵自重的可能。而东晋、南朝边境将帅（都督或刺史）独立性相对较强，较多地依靠本辖区资源维持军力。这使得南方将帅对于战争比较谨慎，以避免造成“自己的”力量损失。而对于北魏将帅，军队皆是国家所有，战败的损失与己并无切身关系（虽然可能受到降职等处分），战胜则仕途顺利，所以往往会贸然发起战事。且北魏军队调动速度快，可以很快从后方援助前线，而南方水运缓慢，就没有这种优势，所以北魏的边境将帅也更敢于发动攻势，并向朝廷请求更多的兵力，最终酿成506年钟离之战式的大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