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北魏政权后期的战争模式（第11/13页）
505—506年的魏梁战争，是南北方在江淮之间战事中最激烈、规模最大的一次。此后的魏宣武帝、明帝朝，双方间还有一系列战争，但战略战术及动员方式再未有创新。作为孝文帝元宏的继任者，宣武帝全盘接受了其改革成果，以及对南方政权的对峙、战争态势。但元宏改革的负面效果也在逐渐显现，最严重的是重文轻武的风气蔓延，终于导致六镇士兵起义，瓦解了北魏统治。
[1] 《魏书·高祖纪下》：“六月丙戌，帝将南伐，诏造河桥。己丑，诏免徐、南豫、陕、岐、东徐、洛、豫七州军粮。”（第172页）这七州是临近南齐的战区，也是洛阳周边地区，在将来的战事或者迁都事业中，都是负担较重的区域，免征军粮的政策颇难理解。也许是考虑到大部队会长期驻留这几州，届时将直接向当地居民筹措粮秣；也许是当地征发的士兵及民夫较多，本身就要形成对粮食的大量消耗。
[2] 《魏书·高祖纪下》，第172页。
[3] 《北史》卷三《魏本纪第三》：“八月……己丑，发京师南伐，步骑三十余万。”（第110页）《魏书》卷一百五《天象志二》：“八月己丑，车驾发京师南伐，步骑三十余万。”（第2368页）
[4] 《魏书·李冲传》，第1186页。
[5] 《魏书》卷四十七《卢玄传附卢渊》，第1049页。
[6] 《魏书》卷六十二《高道悦传》，第1399页。本传没有载此事具体时间，但此时任城王澄兼左仆射、吏部尚书，从其本传的任职情况看，应是从太和十七年（493年）冬正在营建洛阳，到第一次真正南征班师之后的太和十九年（495年）夏，故应是494年之事。
[7] 《释北魏高道悦墓志》，《文物》1979年第9期。《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第104页。墓志此事之后才有“既而从县洛中”，即正式迁都洛阳，亦可证此事应在494年。
[8] 以上见《魏书·任城王澄传》，第466页。
[9] 以下关于进攻部署的引文见《魏书·高祖纪下》，太和十八年（494年），第175页。
[10] 《魏书》卷十九下《元英传》，第496页；卷七十《刘藻传》，第1550页。
[11] 《魏书·卢玄传附卢渊》，第1049页。
[12] 《南齐书·魏虏传》：“遣（王）肃与刘昶号二十万众，围义阳”（第994页）。按，攻义阳的魏军不可能有这么多。可能是因为萧衍参与了解救义阳的援军，而《南齐书》成于梁代，遂大大夸张了萧衍的战功，顺便拔高了魏军的数量。
[13] 《南齐书·魏虏传》，第994页。
[14] 《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九，第4375页。
[15] 《魏书·高祖纪下》，第176页；《魏书》卷九十八《岛夷萧道成传附萧鸾》，第2168页。
[16] 《南齐书》卷五十一《张欣泰传》，第883页。
[17] 《魏书》卷五十九《刘昶传》，第1308页。
[18] 《魏书·卢玄传附卢渊》，第1049页。
[19] 《魏书·高闾传》，第1208页。
[20] 按，“获”字后似有脱漏，而“愿从容伊瀍”似是衍文，为误抄上文高闾语所致。
[21] 以上见《魏书·李冲传》，第1186页。
[22] 《魏书·高祖纪下》，第182页。
[23] 《南齐书·魏虏传》，第997页。
[24] 《南齐书·魏虏传》，第998页。
[25] 《南齐书》卷三十《曹虎传》，第563页。
[26] 《魏书》卷六十三《王肃传》：“加都督豫、南兖、东荆、东豫四州诸军事。”（第1409页）
[27] 《南齐书·裴叔业传》：“涡阳，虏南兖州所镇，去彭城百二十里。”（第870页）
[28] 《南齐书·裴叔业传》：“伪徐州刺史广陵王率二万人，骑五千匹……虏新至，营未立，于是大败。广陵王与数十骑走，官军追获其节。”（第871页）但据《魏书》卷二十一上《广陵王羽传》，元羽当时为青州刺史：“都督青齐光南青四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开府、青州刺史”（第550页），不可能赶到涡阳。当时魏徐州刺史应为孝文帝之子、京兆王元愉，《魏书》卷二十二《京兆王愉传》：“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第589页）。但元愉年少，统兵者应另有其人。
[29] 《南齐书·裴叔业传》，第871页。
[30] 《魏书·王肃传》，第1410页。
[31] 《魏书·广陵王羽传》，载元宏此时给元羽的诗体信：“吾因天历运，乘时树功，开荆拓沔，威振楚越。时暨三炎，息驾汝颍。势临荆徐，声遏江外，未容解甲，凯入三川。纂兵修律，俟秋方举……”（第550页）
[32] 《魏书·高祖纪下》，第184页。
[33] 据《通典》第一百七十一卷《州郡一》，马圈城在襄阳北三百里，见第4462页。
[34] 虽然边界地区醴阳发生过蛮族酋长的叛变，引起双方间规模不大的战事，但在战事结束之后，北魏的大臣向太后和元宏坦承：挑起战端的是北魏一方，南齐的反应合乎道理，所以北魏应当主动遣使恢复两国关系，冯太后和元宏也采纳了这个意见。见《魏书》卷五十五《游明根传》，第1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