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山巅之城一个救世主国家的起源（第7/13页）

既然允许个体对于圣典做出自己的解释，便不可避免会产生对于“山巅之城”的不同理解。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宗教信仰很少遭受撼动，直到1631年，一个与温斯罗普观点大相径庭的牧师来到这里，他就是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比起马里兰殖民地的卡尔弗特来讲，威廉斯在强调宗教自由方面走得更远（他在名单中加入了犹太教），尤其支持教会和任何国体严格分离。在之后的一份出版物中，他将他的信仰表述为“上帝并不需要任何公民国家制定或强制一个统一的宗教”，威廉斯的这一立场从侧面否认了清教徒拥有任何特殊的宗教指令。而温斯罗普却认为他们是被特别选定的一群人，与上帝签订了一份“契约”。[16]于是，这种观点使威廉斯很难再在马萨诸塞湾继续待下去。他在罗得岛建立了一个新的殖民地。如同马里兰殖民地收留南方的宗教异见者一样，这个殖民地也成为北方各个宗派异见者的避难所，而且比马里兰更具包容性。

仅仅隔了几年，在1634年，清教权威就遭受到了来自安妮·哈钦森（Anne Hutchinson）更加猛烈的挑战。她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于马萨诸塞清教首领的反对，并导致了我们现在所知的“唯信仰论危机”。1637年，在审讯哈钦森时，温斯罗普指控她“在我们接受教诲时说出有损于教会和牧师的异端言论”，温斯罗普接下来的话透露出清教徒对于性别关系的一些理念，“你因在自己家中私自集会而被最高宗教会议判为有罪，在上帝眼中，这一举动不可恕、不合宜，也与你的性别不相称”。哈钦森被宣判为“一个不适合我们社会的女性”、逐出马萨诸塞，从而也来到了罗得岛。[17]

温斯罗普的“圣经之国”在前十年中一直遭受批评，很多人认为他对自己的人民不够宽容。而新英格兰虽然看起来比切萨皮克稳定得多，但这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错觉。对于宗教问题的处理方式让新英格兰与其他殖民地区别开来，却也同时使它饱受折磨。在其他方面，这些看似走向不同极端的英国殖民地之间的相同之处远远多于不同之处，这点在他们与阿尔贡金土著的关系上尤为明显。那些离开马萨诸塞去建立独立殖民地的异见群体自然会变本加厉地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对于希望获得上帝宽恕的清教徒来讲，这也不是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让新英格兰的土著彻底皈依基督教，本身就是他们的职责之一。

这些“走入荒野的清教徒使团”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救赎，还希望帮助他们眼中这些无知的群体。虽然让土著皈依基督教并不是殖民地中最初几十年的首要事务，但清教徒也获得了些许成功。1632年的一封书信赞扬了他们“与印第安人慈爱、公平和善意的交易”，印第安人对清教徒产生了“热爱和敬佩”之情，也因而对英国人表现出明显的遵从。[18]然而，这种“明显的遵从”是有限的，并不适用于新英格兰地区所有的土著部落。例如，佩科特部落在1637年攻击了康涅狄格殖民地附近的居民，白人殖民者和他们的纳拉干族同盟也对此展开了全面而残忍的反击。他们攻击了位于米斯蒂克的佩科特村庄，屠杀了那里的大部分居民，再把幸存者卖到了加勒比海为奴。

从当时一份参与屠杀的清教首领的记录中，可以清醒地洞悉到那时占主导地位的白人思维模式。“看到他们在火海中煎熬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威廉·布雷德福回忆道，“同样恐怖的是，血液汇流成河并且凝固起来，散发出一股恶臭。”尽管如此，布雷德福仍旧认为这场屠杀和之后对于佩科特人的清洗是一种“甜蜜的牺牲”，也是上帝支持清教使命的一个例证。康涅狄格军队的首领约翰·梅森（John Mason）赞美这场屠杀“是上帝的行为，在我们眼中它非同凡响！”除此之外，温斯罗普在之后写给布雷德福的信中也表达了这样的期望：这场屠杀再次证实了佩科特人和“其他所有印第安人”一样，都是白人殖民者“共同的敌人”。就连远在500英里之外的切萨皮克的爱德华·沃特豪斯恐怕也会认可这一观点，毫不怀疑地表示同意。[19]然而，这种观点虽然拥护者众多，但也不是没有例外：约翰·埃利奥特就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反对意见，于1650年在内蒂克建立了第一个由土著基督徒组成的“祈祷之镇”。至少对埃利奥特这样的一些人来说，他们在让阿尔贡金人皈依基督教、理解阿尔贡金社会的过程中虽然有着文化帝国主义色彩，却并没有带着明显的种族敌意。可惜的是，像埃利奥特这样的例外实际上却是从反面证明了土著与英国人之间的关系法则，而这种法则绝不只适用于新英格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