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燃烧的革命（第4/5页）

为了管好一个县，当好这个“家”，我根据自己的特点，依据的是“三勤”，也就是腿勤、手勤、嘴勤。“腿勤”就是经常往下面跑，接触实际，联系群众，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无论在省委或县委工作，我都很少住在机关，靠的是一双赤脚板走遍各区、乡、村，和群众住在一起，吃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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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勤”就是走到哪里，我就在哪里拿起锄头，挑起扁担和群众一起劳动。下田插秧、割禾，上山砍柴，挑水煮饭，喂猪样样都干。群众把我当成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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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勤”就是多宣传……我从小特别爱唱山歌，闽西群众也和我们广东客家人一样喜欢唱山歌。我就结合形势、任务编些山歌和群众一起唱，通过唱山歌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38]

千百年来习惯了高高在上的统治者的普通民众，骤然见到这样的“县官”，其反应可想而知，而高中级的干部以身作则，又会对基层干部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央苏区干部的良好口碑就是由此酿成的。正是有这样一批富有献身精神的干部的存在，使中共即使在组织快速膨胀的形势下，也能保持一个坚强的核心和集中的凝聚力。

虽然中共提拔了一大批工农干部，但苏区时期干部的核心仍然是经过数年革命洗礼、具有坚强信念和革命精神的知识干部，知识者所具的这种地位，在世界革命史上都是通例，共产革命也不例外。知识者得风气之先，革命尤其是共产革命又充满着理想和浪漫，共产主义的理念对当年知识阶层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成为凝聚这一批革命核心的坚强精神力量。不过，共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保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在共产革命的话语中意义非同寻常。而知识阶层作为一个整体充其量只能作为革命的同路人，因此无论是苏俄和共产国际，还是本身就出身于知识阶层的中共领导人，对于知识阶层在革命中的地位都有一种缘于阶级分析的担忧。体现着中共领导人的信仰和热情，他们对自身曾经隶属的那个阶层多采取无情的批判和检视态度，虽然多年后的经验告诉我们，个体乃至阶层的理念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不一定和其社会政治地位发生必然的联系，但当年的逻辑自有其不可移易的权威。所以，仔细考察中共革命的轨迹，可以发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知识阶层的命运大体类似，区别只在于政策执行中的刚性和柔性而已。

1932年中共中央大批干部到达中央苏区后，对知识阶层执行偏于刚性的政策，具体而言，就是以排除知识阶层干部为实际结局的“唯成分论”盛行：

在干部路线上大搞唯成分论，过分强调红军领导骨干必须是无产阶级成分，无产阶级分子，向各地区各部队派遣大批“钦差大臣”，去进行所谓“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搞乱了干部队伍。当时部队绝大多数同志是农民出身，而他们却只提拔工人出身的人。不问其是否具备干部条件，只要是无产阶级成分的就提拔。[39]

这样的批评得到了许多当事者回忆的印证，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就连毛泽东当时也忍不住抱怨，一些人对待干部：“普遍的只讲成分，不讲工作，只要是出身坏，不管他有怎样长久的斗争历史，过去与现在怎样正确执行党与苏维埃的路线政策，一律叫做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出去了事。”[40]

毛泽东提到的这种现象，在中共中央要求保证党的无产阶级纯洁性口号下，确实屡见不鲜。在成分论影响下，苏区成分高的干部普遍不被信任，纷纷遭遇被洗刷的命运。胜利县1932年11月“开除了二十多个同志，开除的原因，大多数是富农分子”。[41]1932年11月至1933年8月，江西乐安洗刷县、区干部可确认成分者12人，其中地主、富农11人，贫农只有1人，有4人仅仅是因查田运动中被定为地主成分而遭洗刷，其他的罪名也多是所谓参加勇敢队、扯布告等。[42]闽浙赣省委报告，经过1932年初的肃反，“党的干部已大大的撤换了……全省的知识分子已去十分之九还要多一点”。[43]通过洗刷，知识分子出身干部数量已经微乎其微，而工人和贫农出身者占到干部队伍90%左右，成分和出身主导着干部的命运。

中央苏区处于教育文化比较落后的山区，要造就一支文化素质较高的干部队伍，在这里先天就存在较大困难。而在强调成分政策影响下，大批洗刷旧干部，提拔新干部后，这一不足表现更为明显。1933年年中的调查，江西县一级干部中，1931～1933年入党的占到总数的近55%，其中于都、瑞金两县“只满一年或不满一年党龄的干部在两县的领导机关中占比较的多数”。这些人中，能写东西的占37%弱，不能写的占63%，完全不识字的达到20%。[44]县一级干部尚且如此，区、乡一级更可想见。福建长汀有些区委书记报告工作时，“涨红了脸，什么也报告不出”，问他们如何开展工作，“只答复‘我不识字’，‘决议又看不懂’就完了”。[45]不少的笑话也由此产生：“在长汀训练班上，有一个支部书记，我们问他共产青年团是什么？答：‘红军的铁军’。”[46]“许多问题不要说很少人到群众中去宣传，连宣传人员自己也不明白。据说李卜克内西及卢森堡纪念日，宣传员去宣传，群众问他‘李……卢……在哪里？’他说：‘在团部’。”[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