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燃烧的革命（第5/5页）

文化水平的低下，不仅仅是文化问题，正如当时的领导者也意识到的：“当我们估计干部对党对革命的坚定性的时候，文化程度没有什么关系，但文化程度对于政治的发展和工作能力的进步则有很大的关系。”[48]干部素质的下降比党员素质下降对中共组织更具负面意义。中央苏区后期，各级政权和组织出现一定程度的软化与此应不无关系。邓颖超记录了组织涣散的实际状况：瑞金城区党员大会原定下午1时开会，结果由于大家拖拉，一直到下午4时才开成会，出席人数仍只占应到会人数之半。会上，东郊支部书记反映：“支部决议，一般党员不执行，支部无检阅工作，一个多月未开一次支部会，支干会开了一次。发展党员，支部不知。”而南郊支部的书记则报告：“支部决议没有执行。赤卫军下一次操，少先队未下操。”[49]部分基层组织实际处于半瘫痪状态。

其实，当中共中央强调所谓工人成分时，已不免郑人买履之嫌。中央苏区并无大工业，大部分工人成分其实是手工业者、乡间手艺人或雇农。1934年初，中央苏区拥有工会会员145000人，涵括了95%以上的工人，与整个苏区300万人口比，只占约4.8%。[50]他们在苏区农村所占比例小，其生活、思想方式也和普通农民并无二致，不少人仅因为成分的关系，得以在党、政权、军队中占据重要地位。根据工会方面给职工国际的报告，1933年间，“在中央苏区，工会供给了差不多一万个工人干部到苏维埃、红军、党、团、各种群众团体工作。各苏区在苏维埃机关的负责人，工人占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各级苏维埃主席多数是工人、雇农、苦力，红军长官工人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51]虽然为迎合共产国际对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强调，报告可能夸大了工人成分的干部比例，但提拔工人干部的趋势应没有疑问，而在如此小的人口比例中要速成这么多的干部，结果可想而知。以致各地普遍反映：“工人斗争情绪不如农民（三期党校测验，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是如此意见）。”[52]工人的特殊地位，甚至引起了普通农民与他们的冲突：

赣东北的横峰县乡下有个雇农，名叫陈克思，十六岁，由工会青工部的领导，同雇主订立了劳动合同。在劳动合同上规定，实行每日工作六小时，不担四十斤以上的担子，工钱从八元增到十六元。而这个“老板”却是贫农。另外有个十五岁的牧童名叫吴树德，每日工作四小时，工资由四元增到十元，挑担子不得超过三十斤，而“老板”又是贫农。[53]

应该指出的是，中共中央对苏区阶级构成的现实也不是没有了解，对无产阶级成分的强调，更多是回应共产国际的担忧——在广大农民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在问题日渐暴露后，中共中央开始作出反省和调整。1933年5月，苏区中央局针对前一段时间盲目排斥知识分子的现象作出决议，批评中央苏区在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中“左”的错误，强调：

把那些完全准备着在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基础之上为无产阶级的目的而斗争的知识分子吸收到党里面来，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尤其现在苏区的党，领导着工农民主专政的党，由于许多条件还不能及时的造就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时候，吸收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入党，更是必须的。

在努力发展党员的任务上，应该把工人雇农苦力中所有的优秀分子和最革命的贫农吸收入党，因为这是党的基础，反对“共产党是穷人的党”的非阶级的口号，同时应该吸收真正进步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和中农入党，纠正对于他们的关门主义。[54]

同年12月，王明进一步指出：“因为中国苏维埃革命巨大的胜利，在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当中，发生了一种显然的变化。就是发生了倾向革命和共产党的左倾情绪。我们现在在这方面的任务，首先就是加紧在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的工作，把他们之中许多人变成为反帝运动的积极战士，应用他们作为宣传鼓动员的力量，并且把他们之中的各种专门人材吸收到我们方面来去帮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设工作。”[55]这是中共自1927年国共分裂后对小资产阶级政治倾向作出悲观判断后，重新对他们的政治倾向作出估定的重要起点，不仅是对知识分子阶层，实际包含着中共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重新思考的内涵。此后，从政策层面上，知识分子被歧视、排斥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尽管尚有不如人意之处，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共在中央苏区建立的党尤其是干部的组织体系，表现出了强大的控制力和生命力，中共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内初试啼声，其成效已足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