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争夺（第7/10页）

国民党军占领大罗山后，一度曾继续向纵深追击，第十八旅旅长向该师师长报告：“当面之匪击溃后，向大罗山东南溃窜，我已派队追击中。”但是，第六师师长周嵒在下午3时半下达的命令中根据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以来一贯的稳扎稳打方针强调，该部应“迅即构筑守备公事限本夜完成”。同时，该部第三十六团九连攻至红军重兵集结的天井围附近时，请求炮兵予以火力支持，周嵒当即指示：“一、天井围过于突出，该团第九连应在炮火掩护下，即行撤回。二、大罗山至平山间工事，须迅速构筑。”[304]国民党军的如上处理，使其能避免深入红军阵营。

当晚，红军主力完成集结，19时左右，向大罗山一线国民党军第六师、第七十九师发动猛烈反攻，准备歼灭突进之敌。国民党军凭险顽抗，据守大罗山的第六师十八旅三十六团团长李芳在率部向红军反击时被炮火炸死，由该团第三营营长接替指挥。是役，红军志在必得，集中了几乎所有能打硬仗的部队，反攻“炮火极为猛烈，双方死伤亦极奇重……战斗时间竟达十五小时之久，可谓作战以来仅有之剧烈斗争”。[305]战至20日凌晨3时许，红军虽然集中了最精锐的主力部队，仍未实现歼灭敌军的目的，被迫撤出战斗。

大罗山反攻失利后，红军退至饶家堡一带，准备利用深山密林继续对来犯敌军实施打击，力争歼灭其突出部队，命令“三军团由墓坑及其以南山地和天井围向樊敌主力及肖师行猛攻干脆的突击”，“准备集结主力，下最大决心与敌六、七个师作较大的决战”。[306]20日下午，红军向深入饶家堡地区的七十九师二三五旅部队发动突击，“三面围攻，其势汹汹，大有‘请君入瓮’之概”。[307]同时，红军一部绕向二三五旅后方，准备截断其后路，但在前排遭遇国民党军七十九师主力，无功而返。在无法截断敌后路的情况下，红军加紧对突进部队二三五旅的打击，“这天晚上，阴雨绵绵，不便射击，红军与敌人进行白刃格斗，战斗异常激烈”；[308]“饶家堡西北高地及大坪咀山阵地，失而复得者，凡五六次”。[309]中革军委对这场战役高度重视，与前方电文往来不绝，朱德不断就前方状况发出电报，并强调：“这不是命令而是给你们下决心的建议。”[310]21日凌晨4时，他还乐观指示：“饶家堡战斗得手后，应集中一、三军团炮兵与迫击炮作有组织之炮击。”[311]但是，形势发展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由于红军久攻不下，到21日拂晓，对方援军第九十七师源源到来，红军无法实现歼灭敌军的目标，被迫退出战斗。随后，国民党军又进占云际寨、香炉峰、高洲瑕一线。红军主力退往广昌地区，盱江东岸战事告一段落。红军在大罗山、饶家堡的两次战斗，是前方指挥员在当时总体以被动防御为主的总战略下，尽力发挥红军运动战特长的两次尝试，但由于红军久战疲劳，国民党军兵力又过于厚集，红军歼灭敌人的目标难以实现。另据国民党方面战史载：

伪参谋长林义光供：“……匪在日间，畏我飞机之轰炸，枪火之猛烈，为避免损害计，采取夜战。其攻击部署，以少数兵力，用于正面佯攻，以重兵力用于两翼，如冲锋两次不成，即行撤退，并在日间，预行选定进攻路线地区及目标，但匪兵缺乏训练，且多新兵，常畏缩不前。”[312]

红军战记则报告，在此前不久的东华山战役中，“七团有些新战士不会打手榴弹，敌人冲来时，把手榴弹交给班长打”。[313]来不及得到必要训练的新战士的大量增加对红军战斗力有着重大影响，这也是战役难以获胜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大罗山、饶家堡两战役，尤其是大罗山战役，红军出动了几乎所有主力部队，面对国民党军不完整的两个师，仍然不能取得充分的战果，这和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国共双方战斗力的消长无法分开，它预示着红军此后的战斗将更加艰难。

相对于盱江东岸，盱江西岸红军力量更为薄弱，仅有两个师番号实际不到一个师的部队，部队作战能力也相对较差。国民党军在此出动了第十一师和第九十八师两师部队，攻势发动后，很快占领长生桥、伞盖尖、火神岩等地。广昌已处于国民党军直接威胁之下。

（4）广昌保卫战

外围战事连遭失利后，4月21日，林彪、聂荣臻以“万万火急”致电朱德、周恩来，提出：“如突击当前之敌无把握且广昌××（原文如此——引者注），三军团本晚须即由沙子岭以南渡河，与敌决战于广昌附近”，[314]主张放弃在外围继续抵抗，直接在广昌城附近与敌决战。同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代总政治部主任顾作霖发布命令，号召继续展开广昌保卫战，要求红军“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315]同时，面对前线不利形势，中共中央指出，由于国民党军战略的变更，“使我们红军消灭敌人的战斗，须在一些新的条件下来进行”，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