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红军战略转移的准备（第6/8页）

挖了三道一米多深的堑壕。从山上砍来竹子，削成二、三寸的竹钉，用火锅炒一下后钉在木板上，放在堑壕前面，上面加以伪装，还挖了许多陷阱，设置了路障，并在阵地前沿埋设了地雷群。为防敌炮火和飞机轰炸，我们锯倒粗大的松树，作为工事的顶盖，再铺上二、三尺厚的泥土封顶，将各个防御工串构筑得像碉堡一样坚固。各工事之间还修挖了出击的通道。[387]

防御准备相当充分。

6日，当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对高虎脑展开全面进攻时，红军利用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对其实施沉重打击：“我炮兵及机枪的短距离射击，手榴弹与地雷的爆烈在距离我约百米远的反斜面上，给敌以群集的牺牲。”[388]国民党军“团长以下伤亡甚重，且时近黄昏陆空不易协同”，红军“控置后方之部队得以从容活动”。[389]次日，国民党军在火炮支援下，首先向鹅形发动强攻，红军“守备支点被炮火毁坏，机枪子弹用尽”，[390]被迫退出鹅形。接着国民党军又于下午以猛烈炮火掩护，不惜代价猛攻高虎脑，在付出重大牺牲后终于攻占高虎脑主阵地，红军退向驿前，国民党军进占贯桥。高虎脑战斗，倾泻在红军阵地上的各种炮弹和炸弹达2000多发，手榴弹达5000余枚。红军通过顽强抗击，使国民党军攻占不足3000米水平距离的山地，却付出了伤亡3000人的惨重代价，[391]精锐部队第八十九师丧失了战斗力，不得不退出战斗。不过，此役红军伤亡达1373人，另有40人失踪。其中第五师“原来两千多人的大队伍，只剩下不到一千人，有的连队只剩二十多人”，[392]红五师政委陈阿金及众多指挥员牺牲。以当时国共双方兵力对比，红军仍然难以承受这样的消耗。

经过这次战役，国民党军对红军的防御能力有了新的认识，顾祝同向蒋介石报告，由于红军防御方式的变更，使“飞机侦炸及炮兵射击均不易生效力”。[393]陈诚判断：“此次贯桥之役，匪构成数线强固阵地，并以比较精锐之向称突击部队顽强固守，似有因运动战（无）机可寻，转而采取阵地战之势。”为此他调整部署，一面完成碉堡修筑，“再行进展，并研究对于攻击匪强固阵地之对策，以利作战”；一面紧急向南京方面提出：“山迫炮效力极小，昨日飞机轰炸命中非常精确亦不能予以破坏。”[394]要求增调新型山炮，加强火力，对付红军更加顽强的碉堡战术。

面对国民党军的厉兵秣马，红军也在调整兵力，修筑堡垒，彭德怀等前线指挥员致电朱德强调，面对国民党军即将发动的进攻，“我皆不应与之决战，以四、五两师三十四师防御动作，依靠支点高度消灭其有生力量，并以短促的反突击消灭敌人部分”。[395]次日，中革军委复电指示：“三、五军团抗击陈路军的任务仍以防御及部分的反突击来阻击及削弱敌人，但不必进入决战以节约我军兵力。”[396]8月13日，经过数天整顿，国民党军开始向驿前发动攻击。14日，两军在万年亭一带展开血战，“始则手榴弹互相投掷，密如骤雨，继则白刃搏斗，往反冲突，血肉横飞，极其惨烈”。[397]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师一部突入红军阵内后，被红军切断予以全歼，余部在飞机掩护下退回原阵地。此后，“因两次攻坚伤亡过大”，[398]国民党军不得不暂时停止进攻，直到其炮兵第一旅一营炮兵携带新式山炮到达前线，空军主力也向南集结，完成攻击部署后，才开始新一轮进攻。

8月28日，国民党军汤恩伯、罗卓英、樊崧甫三部，由罗卓英统一指挥，分左中右三路开始新一轮攻击。凌晨4时，国民党军集中三个炮兵营、飞机数十架，首先对红军阵地展开猛烈轰击，压制红军突击部队，同时“敌步兵预先利用暗夜接近出击地，此时乘机、炮轰炸及烟雾弥漫之际，猝然奇袭我阵地”。[399]“这一来，我们的短促突击就根本用不上了”，[400]“绵亘廿余里之匪阵地带，一弹指顷，已深深埋葬于烟幕之下”。[401]在国民党军优势火力的强大攻击下，红军修筑的防御工事效果大打折扣，受对方“步炮空火力摧损，死伤极大”，保护山守军更“因被炮弹爆烟遮蔽视界机关枪突然发生故障”，致使敌军侵入阵地后守军都未有反应。同时，由于“忽视了敌人十五天的严重准备，所以在敌人开始突击时便暴露了我们精神松懈的极大弱点”。[402]许多部队在国民党军突然发起攻击时，正在熟睡、出操或在阵地下面休息，第十三师三十九团阵地内“无人守备，只有一个哨”，一遇进攻，措手不及，阵地纷纷失守。29日，国民党军已逼近驿前，凌晨3时许，中革军委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指示：“关于驿前之最后扼守或放弃由彭杨作战况决定，但如撤退必须有计划有掩护的进行。”[403]30日，红军撤离驿前，退向小松市方向。是役，红军损失重大，伤亡两千余人。